一

中国最近30多年来的发展速度之快、效果之显著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而这种发展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都市的发展。中国当代的城市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就演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热。此后，世界各大都市圈的发展引起国内关注，中国都市发展又从大都市热进一步升级为“大都市圈”热，几个大城市群争相建设与世界五大都市圈相媲美的第六大都市圈。英国《卫报》2010年刊载的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的一篇报告称，中国的穗深港城市群正在整合成世界上最大的“巨城区域”（mega-regions），从而变成一座“无限之城”（endless city）。按照这个报告的说法，中国大都市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顶端。如果我们的中国梦只是一个强国梦，那么从都市发展的角度看，是不是这个梦已经实现了呢？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谈到城市化发展时，基本上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城市化水平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所谓城市化水平是指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据统计，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是47%。对中国来说，这个比重意味着这些年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非常之大。如果记得20世纪60年代关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说法是7亿人口6亿农民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增幅有多么惊人了。但是，这个比重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呢？按照UNHABITAT的统计，2010年有14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了这个比重，也就是说，中国处在倒数第若干名的位置上。如果说人口少、面积小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超过中国还在情理之中，那么，像南非、尼日利亚、阿根廷、巴西、秘鲁这类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远远超过了中国，就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了。倘若把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群和世界上最低的城市化水平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那种强烈的反差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这能够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吗？这种极端矛盾的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二

城市化水平也许只是一个比较社会发展趋势的相对指标，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达到了更高的城市化水平，而在于中国城市化的这种两极发展意味着什么。有学者在一个研讨会上指出，发达国家的城市是平面发展的，而中国城市则是立体发展的。他的意思是说，外国的城市无论大小，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而言都处在同一个层次，各个城市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中国的城市是分成许多等级层次的：首都、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行政管理的层次造成了不同城市处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上，而不同的权力等级又带来了不同的利益，结果就导致不同城市市民所享有的权利、资源乃至身份都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等级差异。近年来，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大都市普遍面临因为身份差异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在上学、高考、买房、买车等许多方面都制定了一些针对不同身份的差异性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从历史的角度看，与连进京火车票都不能随便购买的时代相比，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对外地人的态度、给外地人提供的待遇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虽然户籍制度还没有废除，但进入大都市生活的行政管理门槛已经低了很多。对于“北漂”来说，取得城市户籍仍然很困难，买房更困难，但至少可以以“暂住”的形式居住，并且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尽管如此，人们的不满却与日俱增，这是什么原因呢？

问题不在于大都市的进入门槛，而在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在大都市和中小城市之间造成的日益扩大的等级差异。随着城市发展，这种差异不是在消弭，而是在扩大。媒体在批评异地高考限制、外地人购房买车限制乃至城管对小贩的驱赶等不公平现象时，看起来暴露的是政府行政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其实背后是面对由大量外地人拥入而造成的困扰，本地居民给政府施加的压力。大都市的人口过载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问题似乎出在人口的无序流动上：自从有了现代大都市，就有无数“嘉莉妹妹”揣着梦想从小地方进入大都市，其中大多数人的最终结局是失落，然后是下一拨人从头再来……如果能够控制住这种盲目向大都市流动的趋势，很多大都市问题就会缓解或解决。因此，当“北上广”人满为患时，就有人出来建议大家回到家乡去，不要到大都市凑热闹了。但不让这些怀揣梦想的人进入大都市，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