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突出强调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总体目标和重要意义。该“决定”指出：“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1]

在这一宏观方针的指引下，北京市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兼具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当代多元文化的丰富储备等特点，理应更加充分地立足区位优势，积极开展北京文化“走出去”的理念建设和路径探索，切实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迈进。但现实情况是：北京的对外文化传播总体上还处于一种比较“粗放”的状态，还没有能够树立起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受众进行“差异化传播”的理念，更没有形成相应的传播实践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受众对北京文化多样性和现代性的理解，限制了北京进一步在世界上增强其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

一 问题分析：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的“粗放型”现状

当前，就全局而言，北京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无论理念还是操作都停留在比较“粗放”的阶段，即只是笼统地提“文化走出去”，对于“走到哪里去”这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却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机性，而对于“走出去之后如何应对不同的接受群体”则更是缺乏具有针对性的顶层设计和步步为营的政策引导。突出表现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手段和对外文化贸易的产品都带有高度的同质化倾向，远未能树立根据不同民族受众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进行差异化传播的重要观念，这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北京进一步提升其国际文化关注度和美誉度的瓶颈因素。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千差万别，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各国文化娱乐市场的风向，因此，仅仅用一个简单的“海外市场”来加以描述，或者仅仅用一套无差别的对外文化传播方案来加以应对，无疑是粗糙笼统、挂一漏万的。但是，迄今为止，在具体的对外文化传播实践中，我们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受众调研和市场分析严重不足；结果是：针对美国、欧洲、亚太地区、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输出的文化产品往往十分相似，甚少体现明确的目标差异性，更不用说针对某一具体地区的某一具体年龄段或某一具体职业的人群制订具体详细的规划了。这导致我们的文化产品难以在海外形成切实的市场竞争力，一般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引发短暂的“文化惊奇”，而不具备真正走进其他不同民族日常生活的渗透力，从而也就无法在国外民众的内心激发长效的价值认同。

例如，从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我们就能发现，近年来北京面向海外不同国家推出的以传播北京文化形象为宗旨的大型文化展演，主要还是以京剧、昆曲、杂技、武术为演出形态，以胡同、四合院、巨龙和大红灯笼等为核心文化元素。当然，这些艺术形式和符号也可以在国际上树立起北京颇具东方风情的文化形象，其已经获得的成绩也值得肯定；但是客观地说，它们无法真正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北京，作为一个矢志建立21世纪“世界城市”和中国“首善之都”的现代化大都市，当前在国际上最缺少的不是传统文化、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的能见度，而恰恰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世俗文化的话语权，是能够为全世界普通民众所广泛喜爱和效仿的“当代北京范儿”。

以这一视角来审视就会发现，有关北京的影视艺术作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影视作为具有较高国际传播能力的传媒艺术形态，在塑造当代城市形象（尤其是空间形象和与此相关的价值想象）方面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在我们有能力走出国门的影视作品中，仍然是传统的老北京元素居多，如故宫、天坛、北海和四合院等古典建筑几乎构成了外国人对北京空间的全部认知，由此，北京在国际上的价值想象也就难以脱离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