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公共文化建设，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报告要求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提出“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可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城市和乡村的文化，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然而，落实到实践领域，如何合理分配地方文化资源以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如何构建有特色的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其在长远发展上既有利于培育本地居民的文化素养，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同时又能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增长？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文化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于20世纪90年代跻身国际大都市之列，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纵观香港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也经历了不断摸索的过程。本文将对香港的文化政策演变和公共文化服务现状加以介绍，随后，对香港构建城市文化的经验进行总结，以期对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发展提供参考。

一 香港的城市文化政策

在殖民地政府统治早期，香港几乎没有公共文化空间。承继英国传统，政府将文化艺术视为私人修养或社会教化问题，由地方议会、公益团体或学校来承担，政府则对公共文化生活关注甚少。这一时期，西方移民和本地精英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精致文化代表了香港的文化特色。港英政府不从事公共文化建设，而是放任社会文化活动的两极分化。由于过度依赖舶来精英文化而缺乏本地文化关怀，当时的香港一度被称为“文化沙漠”，类似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的国际形象，也打击了港人的文化自信。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工业和金融服务业快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城市中产阶层，市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一时期的港英政府意识到：要跻身国际大城市之列，基本的公共文化设施不可或缺；而新兴起的市民阶层尤其是青年群体，急需积极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引导和充实，以避免他们被反政府文化所左右。政府开始推行面向本土居民、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具体表现为：增加公共文化资源投入、兴建文化场馆、培养艺术团体、训练艺术人才，香港大会堂、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等著名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港英政府还颁布了首个成文的微观文化政策《艺术政策检讨咨询文件》，以加强公共文化领域的行政力度。

这一时期港英政府的公共文化政策有两个鲜明特色：其一是推崇西方文化，其二是偏重表演艺术。港英政府对西方文化的偏好来自英国的影响，同时也出于捍卫政权合法性的动机。政府把西方文化营造为高雅品位的象征，鼓励西方文化产品的推广。政府持续以巨额补贴引入国际知名的西方经典表演艺术，令香港有了国际城市的风貌，市民可以花很低的票价，观赏到世界一流的演出。港英政府对表演艺术的偏好则来自“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殖民地政府传统，即建立有效管制的责任政府，以行政技术细节化解意识形态争议。政府在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过程中，刻意回避容易引起政治争议的文学、视觉艺术、艺术评论、艺术教育、艺术政策等，而致力于康乐事业建设，建立精细、成熟的演艺管理体系。

回归前后，香港面临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政府的文化政策成为热点。批评观点认为，港府花费大量经费引入西方节目，既缺乏本地性格，回应不了本地关怀，也无法照顾各阶层的欣赏需要，无法吸引民众，不能形成稳固而又有活力的艺术观众群体。而过度重视表演艺术的政策，则致使公共文化空洞和低俗，不能启发民众的深刻思考和创造。在此类建议的推动下，香港政府开始致力于解决殖民地时期的弊端，包括鼓励本地文化产品的创作，照顾各阶层的文化需要及扩展政府资助的文化领域等。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香港政府终于摸索出了适应本地需要的文化政策定位。其文化政策的愿景在于，使香港成为国际文化大都会，既植根于中国传统又融合多元文化，文化艺术元素丰富市民的生活，创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