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融生态研究的历史源起和演进

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金融生态”概念，尝试用此概念解释地方信用水平的显著差异。因信用等级不同而出现的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个体风险差异是存在的，因经济周期影响和经济结构变动而造成的产业之间的风险差异也是存在的，但在统一经济体内部的各个地区之间，不应当存在比较明显的风险差异。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周行长将这一颇为前沿的金融问题的研究任务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时任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教授组织研究力量在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司局的协助下开展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的研究。这是金融宏观监管部门和国家级专业科研机构一次卓有成效的合作。

这次合作在周小川行长近年来的讲话中被时常提及。“中国人民银行代表金融界和金融所进行了一项非常有效的合作，就是对中国金融地区金融生态进行的深入调查和系统研究，正式列了这么一个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举的金融生态和评估体系，对全国110个城市进行生态环境评估，并对外公开发表。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也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金融生态的改善和金融业的改革发展。”^[1]

我们为此创建了金融生态的完整学科体系。李扬教授等为金融生态的概念进行了系统性界说，为解释地区金融生态的差异搭建了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最后形成了一套评估地区金融生态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2]。

从理论上来说，金融体系绝非独立地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更广泛地涉及其赖以活动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基本环境要素，涉及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金融风险的来源之一，是体制和机制层面的系统性风险，是中国政治、经济和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换言之，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且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3]。

许多因素都可能对地区金融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在2005年首次发布的中国城市/地区金融生态评价报告当中，我们根据广泛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以及课题论证，提出了评价城市/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九项因素：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法治环境、社会诚信文化、社会中介发展、社会保障程度、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2007年发布的地区金融生态评价报告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又根据这九项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进一步整合，围绕转轨经济中政府主导经济资源配置的典型特征提出了评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四个指标：地方政府治理、地区经济基础、地区金融发展、金融信用的制度基础及其基础设施（包括法治环境、诚信文化和中介组织的发展状况等）。鉴于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色彩，在所有这些可能对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不同因素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无疑是最为关键同时又最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项因素。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意味着地方政府融资量大，对经济干预较多，并由此造成对私人经济部门较严重的挤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于构建良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对于防范和化解地区金融风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探讨和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的内在机理始终是评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一个关键环节。

从现实来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城镇化是我们未来最大的内需所在。”^[4]中国许多地方都面临城镇化所要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压力。根据国家开发银行2013年的预测，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到25万亿元。从公共财政角度来看，基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的期限结构特征以及成本收益的代际分布原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必要寻求外部融资支持。地方政府举债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但在现有的公共投融资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难以得到合理满足。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等融资方式开始繁荣，并导致地方债务激增和失控的风险。

由于“GDP政绩考核”的导向、缺乏审慎的公共投资计划和严格的预算约束，地方政府总是试图随时把握机会利用所有可能的举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