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的建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筑起了一座丰碑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曾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现代世界的兴起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宋代，以宋代王安石“变法”为标志，逐渐产生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利益相矛盾的国家机器，日益采用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辐辏向四周扩散。^[2]

16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萌发并逐渐崛起。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征服，以及随后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广大亚洲、非洲国家大肆进行殖民征服、掠夺和扩张，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欧洲国家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而清朝统治集团则采取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固守墨守成规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封建生产方式，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坐失了良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就这样落伍了。

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与剥夺外围和外部、排除外围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受尽西方列强与国内官僚买办、封建地主阶级的欺凌、剥削和压迫。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国内外敌人的压迫、欺凌，促进了民族的政治觉醒。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从“太平天国”起义到“戊戌变法”运动，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大规模前赴后继的革命、改良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都相继遭受挫折或失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华民族真正意识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动员、联合各革命阶级和团结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及“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武装革命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就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积极参与了北伐战争。当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导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进行了长征，召开了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这以后，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之后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征程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筑起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座历史丰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 不应将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对立、割裂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适时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成功地开展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了把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