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冷战思维尚未结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在对新兴国家开展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攻势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情况，要求我们积极调整外交策略，全方位抵制意识形态输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占领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和主动权。

一 西方意识形态外交呈现新特点

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历来是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谋求世界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综合运用思想观念、文化习惯、生活方式、学术交流、宗教信仰等多种方式的特点，易于隐蔽其干涉别国内政、谋求世界霸权的本质和目的，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而受到西方各国的普遍重视和采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产物。进入21世纪，西方意识形态输出适应全球化快速发展、科学研究带来新的传播手段、国际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等新情况，对外推销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采用了新的手法，进一步表现出综合性、灵活性、多样性、隐蔽性的特征。

所谓综合性，就是西方国家把意识形态外交作为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意识形态输出的过程中，同时运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手段。以诋毁和攻击新兴国家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为先导，要求新兴国家在参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事务中，按照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根本变革，否则就拒绝“援助”和“合作”，把新兴国家拒于国际事务之外。

所谓灵活性，就是西方国家不仅坚持以政府为主要行为体积极进行对外意识形态输出，而且充分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行为体不断增多的新特点，发挥社会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利用这些组织、机构乃至个人对新兴国家开展意识形态输出和思想文化攻击。在西方对外关系的实践中，有时以政府开展官方项目的面目出现，有时又以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组织的形式出现，也经常通过所谓“公民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方式进行。根据客观条件的不同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三者之间灵活切换和协调。

所谓多样性，就是西方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输出意识形态过程中，意识形态总是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既可能表现在传统的政治或经济领域，也可能表现在环境保护和网络自由领域。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和土壤，只要社会上存在利益集团的差异，只要新兴国家内部存在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能够成为西方国家输出意识形态的靶标。

所谓隐蔽性，就是西方国家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在方式上没有经济、政治、军事关系那样激烈和表面化，而是以较为温和、隐蔽、低调的方式进行。有学者在研究和分析美国奥巴马第二任期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时认为，美国对华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在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方法更加隐蔽。“第二阶段的价值观外交可能会更具有柔性的色彩，从面向政府的‘人权’等价值观对话，转到平行推进面向当地社会‘深入基层’的互动。而在与当地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政治反对派等的沟通方面，美国具有成体系的便利接口，很容易‘对接’，从而密切掌握甚至‘引导’当地社会的社情。美国将会越来越注重以非对抗方式争取舆论和民意，在潜移默化中推动当地社会转变，继而形成对于政府的压力。”^[1]

二 积极应对是把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必然要求

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坚定性、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性，直接涉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在坚持以往正确应对策略的基础上，积极调整和坚定推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和政治任务。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外交攻击，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此，要把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纳入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之中，深化外交战略调整，变革外交理念和应对策略，把握对外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第一，把握全局，心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对外意识形态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