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强力推行西方中心主义、企图把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包括明暗两个战场，明的是坚船利炮、武力征服，暗的则是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渗透。20世纪中期以来，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作为一种隐蔽的“攻心术”，具有推行成本低、遭遇反抗小、获取利益大的特点，因而得到历届美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执行。我们知道，“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符号作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话语工具，抢占了话语权优势地位，编造了西方向心力的神话，已经发挥了迷惑人心、混淆是非的巨大作用。但是，随着美国等西方世界危机的加深与世界人民认识的深化，敏感的政治符号式的话语工具日益被人识破，西方垄断资本集团转而试图使用日常生活性的语言符号，塑造新的“全球共识”“普世价值”，诱使世界其他国家主动蹈循其发展模式，进而达到实现其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背后目的。

一 以“生态”为话语，试图执掌人类文明进步的道义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的真正产物是利润”^[1]，“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量”^[2]，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就是利润。保护生态环境的投入作为生产成本，必然会被视为影响其利润实现的障碍。在“投入——产出”的资本逻辑指引下，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良方就是，力图使企业的生态责任外部化。但是，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作为导火索，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问题的广泛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于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垃圾成灾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污染、反公害的环境保护运动，导致了工业生产的环境标准显著提高，这便严重增加了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影响了资本的利润率。在逐利的天性驱使下，西方资本敏锐地将发展中国家圈定为新的猎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加速向东方发展中国家外包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西方淘汰的污染型产业的确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与GDP同时增长的还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据199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在华投资的3.2万家企业中，高污染企业达到了39%，近些年来，这一比例仍然攀升。发达国家的化工业、冶炼业等高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成为雾霾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大户。

当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试图建立全球生态话语霸权，全方位地攫取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一方面，争做品牌、标准的拥有者，外包生产部门，霸占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财富；另一方面，妄图把生态问题政治化，抨击后发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观点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歪曲为专制集权，进而把生态环境灾难的原因归咎于政治“专制”，煽动和利用民众的环保热情给我国政府施压；再一方面，逃避生态破坏的历史与现实责任，抢占生态的道义制高点。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美国等国就极力否认发达国家应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埋单”，反而要求中国等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制定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正是由于发达国家推诿自身责任、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道义施压，这些重要的世界性环境会议都未能达成有约束力的文件，减排的责任难以在各国具体落实。

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利用世界人民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以“生态”名义塑造“全球共识”，行大肆敛财之实。仅以碳关税为例，欧盟、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困境，实行了生态名义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制造“绿色壁垒”。其中，最唬人的说辞就是“绿色革命”，从而，表面上正义凛然地实施了“绿色关税”“绿色市场准入”“绿色反补贴”等措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在“绿色壁垒”面前，唯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