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自主性的关系

（一）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界定。第一种是“状态论”。例如，史忠良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它具体体现在国家经济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经济的发展进程能够经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冲击等。”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维·康·先恰克夫认为，“经济安全是指一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保持国家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所有经济部门稳定运行，公民具有体面的生活水平，社会经济稳定，国家完整，各民族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第二种是“状态与能力并重论”。例如，柳辉认为，“经济安全是指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为使国民经济免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干扰、威胁、侵袭、破坏而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优势的状态和能力。”雷家骕认为，“国家安全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将经济安全定义为：“经济竞争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

我国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讨论的热点在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本身。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聚焦，讨论焦点在于我国在更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抵御和防范世界性危机的外部冲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二）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坚持独立自主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重申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内涵，要从国家自主性说起。关于国家自主性，作为国家主权的“第四个属性”（戴维·赫尔德，1999），国内外的政治学者对此研究比较充分。主要存在两个谱系：一是源于马克思的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基本分析模型；二是源于韦伯的从韦伯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谱系，国家的政治制度成为其基本分析模型。

国家自主性包括政治自主性和经济发展自主性。经济发展自主性的内涵，目前尚无学者专门阐述。笔者观点是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传统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自主性，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一国政府拥有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决策权。这种自主决策权又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包括对外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和制定对外经济法规的自主权；第二，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保护国家利益安全的能力。

由于对国家自主性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学者，因此，对于经济发展自主性研究的学者不多，直接论述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文章更少。程恩富教授是国内最早并且始终倡导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学者。他主张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控资本、控品牌、控技术）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产业安全，在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国家利益的对半式双赢（《财经研究》，2000）；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策略，实现民族经济在全球国际竞争中的自主发展（《当代经济研究》，2003）；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经济学动态》，2009）；适当控制对外经济的各种依存度、依赖性和风险性，不断完善独立与开放有机结合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和自主发展，加快向充分自主性发展方式的转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8期）等，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思想。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例如刘永佶的《主体、主义、主权与自主发展：落后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唯一选择》（《社会科学论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