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使多极化发展趋势成为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持续发展的常态。这种常态的不断推进，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世界权力走向分散化和民主化。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世界总体趋势处于发展的转型期之际，国际社会新安全观的提出，对于各国间的安全合作、战略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中国新安全观的确立和付诸实施，更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一 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安全观

（一）国际社会的新安全观

在国际社会上存在与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相匹配的三大安全观：一是现实主义的安全观，二是自由主义的安全观，三是建构主义的安全观。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在解决安全困境时所采取的是均势和霸权稳定两种方式；自由主义的安全观在解决安全困境时所主张的是集体安全体系；建构主义的安全观在解决安全困境时提倡建构安全共同体。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的安全观应运而生。所谓新安全观，其内涵涵盖着综合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在当时日本提出的国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中阐述了综合安全的理念。综合安全的内涵既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同时，综合安全的载体既包括主权国家行为体，又包括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共同安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瑞典，当时瑞典提出一种生存的蓝图——共同安全，共同安全的含义在于，认为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间的安全是相互依赖的，只有国家间的合作才能达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外长共同提出，其内涵是由各主权国家行为体和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在平等的条件下实行多领域的合作，以期达到行为体的共同安全。

（二）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

1.中国特色新安全观的形成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安全、时代主题、非传统安全的认知

第一，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安全的认知。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安全的认知，具体表现在对战争性质、目标、前途的正确解读，对保障国际和平安全的国际组织的认可，对制止世界大战的信心和决心。早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1]这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定位；1945年4月，针对联合国的成立，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2]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拥护并参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国际组织；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的，并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3]

第二，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主题的认知。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主题的认知，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动态发展逐渐形成了对世界主题的新判断。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4]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科技的发展为各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追求经济发展成了各自的共同目标，各国都认识到只有综合国力增强了，一个国家才能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是相互影响、互为作用的。”^[6]

第三，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中国共产党人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主要是对突显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影响、危害的认识。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7]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客观存在是先于传统安全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