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看，海疆安全问题牵涉多个方面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书中，对复合相互依赖做了不同于现实主义的理想式阐释^[1]，并把海洋问题作为复合相互依赖的一个典型来进行分析。大多数的海洋问题就突出体现在一国或多国的海疆安全之中。中国的海疆安全符合相互依赖的特点，这种特点在世界上来说是一个“范例”。

一 中国海疆安全体现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即复合相互依赖的各方之间联系的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任何一方都不是与外界孤立的。中国的海疆危机主要分布在东海和南海，东海主要是与日本的争端，南海主要是与东南亚诸国。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可是南海却是一潭浑水，政府的、非政府的、渔民、石油公司、海上运输、航空自由网罗其中。东南亚国家多是华人社会，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日本来看，日本长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虽然经历波折，但是中日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可以说，中国与各海疆争端国在历史文化、经济合作、组织机构、对话平台、人文亲近等方面“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目前，在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一种混合多元的秩序依赖体系，不仅有多边机制，还有中美、美日同盟等多种双边关系。这些关系在相互作用，这与多渠道的社会联系是息息相关的。^[2]

第二个特征就是问题之间不再具有等级之分。谈到国际政治问题，一般有“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之分。而“高级政治”一般是国家之间首要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而这样就挤压了“低级政治”问题的关注空间。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复合相互依赖中，在东亚相互依赖中，各种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不仅是政治和军事，在一些所谓的“低级政治”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气候变化、能源、金融、国内产业发展、自由贸易区、新兴产业合作、环境、医疗等领域，广泛的合作已经开始并在继续和加强。有时这些领域也具有与政治安全一样重要的地位，都包含在命运共同体之内。中国的海疆危机就肇始于“低级政治”中的能源问题，即1961年美国教授埃默里和日本教授新野弘发表的所谓的“埃默里报告”。^[3]从此开始，在复合相互依赖中，围绕领土、海洋等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海疆危机息息相关，有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三个特征是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描写，“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安全联系使国家不能决定哪方面才是更重要的，也不能准确判断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4]既然是复合相互依赖，那就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可能性，而这样的特点就把军事手段的效用大大降低。在中国目前的海疆危机中，军事手段的使用受到的制约因素大大增多，主要是复合相互依赖的因素，如经济因素、国际存在因素等大大增加。虽然中国的军事实力在近些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使用军事手段维护海疆危机的优先度却下降了，这显然是因为军事手段并不是上策，当然，这与我们国内政策因素也是有关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调和平竞争，而不像之前的海权观一样单纯崇拜军事力量，决定了包含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技术和效率的国际竞争，才是最终决定海权归属的主要力量。^[5]从美国来看，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也是力求避免危机升级为冲突，因为那样会危及美国的利益，包括维护霸权的规则与规范、同盟安全与地区稳定、经济利益以及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每年有5.3万亿美元的贸易量通过中国南海，这其中美国的贸易量就有1.2万亿美元。通过与中国发展关系，美国也尽力使用软力量把中国纳入全球体系和规则之中。^[6]

二 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在复合相互依赖上的比较

从联系渠道来看，在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上，中国与相关各方都存在各种沟通和联系的管道。这些管道既有政府之间的，也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还有跨国的国际组织。但是，在东海问题中，目前中日政府之间在看法上是存在分歧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随着日本政府的换届，中日之间的观点可能又会趋于一致。不管政府层面如何，中日之间的非政府层面的交换渠道一直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