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作为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社会建设研究是其学术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年的陆学艺先生可谓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建设专家。无论是早年的“三农研究”，还是中年的“社会阶层”研究，最终都融会贯通于其晚年的“社会建设”论域之中。无论是官方的社会建设会议，还是学术界的各种社会建设论坛，陆老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嘉宾，他总是在各种场合竭尽全力为社会建设事业鼓与呼；而由其负责筹建并担任院长的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更是成为国内从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最为活跃的学术重镇之一。作为陆老晚年的一部重要论著——《社会建设论》（2012）一书汇集了先生从2006年至2012年的部分论文、演讲和报告，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建设研究“社会结构派”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充分彰显了一代社会学人“心系民生、志在富民、建设社会”的学术情怀和追求。

一 把脉“社会”的病症

“社会”是社会学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社会学致力于探求社会的秩序和进步。随着“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我国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表明“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认和尊重。作为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社会建设”赋予了中国社会学新的想象和分析空间。如何理解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直接关涉到对新阶段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定位。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深入调查和科学研究方能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常年调查和观察，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给出的答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平衡、不协调”（陆学艺，2012：38）。据陆教授领衔的课题组研究显示，我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水平，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陆学艺，2012：86）。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正是产生当今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患上了严重的“社会后移症”，且突出表现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能孤军独进，社会结构可稍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但如果长期滞后，就会阻碍经济结构持续变化，阻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形成，社会结构可能比经济结构更为重要。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才是现代社会最牢固的基础。”（陆学艺，2012：136）笔者将陆学艺教授的这一重要理论思想概括为“二元结构协同论”，即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基本、最重要的两个结构，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并在实际运行中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位差。这是陆学艺教授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机理。诊断社会的病症，需要独特的方法和技艺。在陆学艺教授看来，这门独特技艺就是“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1]社会结构既是对社会做静态分析的终点，又是对社会做动态分析的起点。某种意义上，社会结构分析可谓社会学者的看家本领。从社会结构内部构成的各个子结构来看，陆学艺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后移症”主要表现在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四个方面（陆学艺，2012：147～148）。从就业结构来看，根据钱纳里标准，工业化中期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标准依次应为：15.6∶16.8∶47.6，而2011年我国的就业结构依次为34.8∶29.5∶35.7（国家统计局，2012），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从消费结构来看，工业化中期阶段反映消费结构最重要指标之一的恩格尔系数应该下降到30%以下，而2011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6.3%，农村为40.4%（张国栋，2012），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从城乡结构来看，反映城乡结构变化的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而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1.2%，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则只有35.3%（李铁，2012），仍滞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从阶层结构来看，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产阶层规模比例经验值一般在22.5%-65%，2011年我国中产阶层规模约占22.1%（李春玲，2013），表明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且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