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之初，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历史融合论”等论调一时甚嚣尘上，似乎社会主义已然失去存在价值。20年后，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这种论调已经失去意义。但争论仍在继续，特别是应该如何评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百年对抗的经验教训。正确总结这些教训，相信对今天仍在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不无裨益。

一 不明白“两个主义”在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对立，就会丧失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迷失前进方向

1.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之初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成立立即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兰辛说道，苏俄的成立是“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威胁”。他向威尔逊总统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1]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重复了兰辛关于苏俄制度对美国具有威胁的意思。他说：“莫斯科政权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2]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美国纠集一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以为可以立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也极力推动世界革命，号召各国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提纲中，表达了“把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愿望。列宁号召和要求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3]

这就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个主义”、两种制度最初的对抗。

2.冷战时期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关系的变化，1946年2月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兰提出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并咒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像恶性寄生虫”；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臭名昭著的有关“铁幕”的演讲，认为苏联是“独裁政府”，“对基督教文明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和危险”；继任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提出杜鲁门主义，声称“反对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人民”，美国“必须采取积极的立场”，对苏联实行对抗政策，尤其要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1947年5月，美国政府成立了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定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时，凯南提出，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促进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他对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勒斯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4]。

这样，自从1946年3月4日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成反苏联盟，开始推行冷战政策。美苏关系的破裂使得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1949年4月，在美国的倡导下，成立了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等八国于1955年5月成立了苏联、东欧集团的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如何评价冷战时期“两个主义”的对抗？

一方面，美苏对抗具有两大阵营、两种体制、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所以苏联对外政策此时仍具有联合东欧各国对抗西方侵略、支援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一面。如对古巴、朝鲜、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非洲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恶性发展。^[5]指出这一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另一方面，“两个主义”的对抗后来发展到美苏之间的争霸（邓小平曾经指出：美苏争霸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它们之间无限制、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加剧了引发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这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所以，以中国为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美苏两霸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由于其在理论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在实践中否定了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在国家发展方向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也就理所当然从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