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

新自由主义曾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再宣布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救世良方”。仿佛世界只要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开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个“良方”行事，就会提高效率，迎来增长和“通向美好未来的彼岸”。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场新自由主义难辞其咎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急转直下，进入增长“冰河期”。世界银行2010年1月20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指出，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表明，2009年全球失业人口总数高达近2.12亿人，失业率为6.6%，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增加了3400万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23日联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监测报告：危机之后的千年发展目标进程》研究报告表明，2009年全球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数量首次突破10亿，美国贫困人口在2009年达到4360万，为51年来的最高纪录。而且，随着世界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动荡加剧，西方国家罢工、游行、骚乱等社会风潮不断涌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这些不争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世界，西方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良方”，它给世界发展带来的也绝不是什么救世“福音”，而是实实在在的灾难。

在这场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失业率高企、贫困人口激增、罢工运动频发和“占领华尔街运动”^[1]风起云涌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风光不再，频遭批评与谴责。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祸首”是过去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过去几十年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这场危机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之类的观点，迅即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加深了贫富差距，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尤其是“生产的无限扩大同人们的购买力相对下降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日本《每日新闻》就注意到，世界上有许多人并不把这场危机归因为“次贷问题”，而认为“危机的元凶”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与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市场至上主义”，是“数十年自由放任过度的自由主义”^[2]。

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再度被指陈弊病。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深刻揭示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突出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首先是政府和市场、公有和私有、有形和无形之手之间的平衡问题；其次是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环保、低碳的经济增长，以免加剧全球变暖的问题；再次则是需要再度审视自身的原则，要么相当大一部分人无法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要么就必须改变较富裕国家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埃德蒙·费尔普斯也指出，美国活力的减少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伴随而来的还有包容性的减少。不仅是低收入的工人大都被排斥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经济繁荣之外，大部分中产阶级也是如此。一部分原因是其他新兴经济体终结了美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就业机会流失。美国企业无法再在那些行业竞争，而又没有找到新的优势^[4]。中国学者则纷纷指陈该模式“去工业化”后虚拟经济过分膨胀，两极分化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并进而导致“寅吃卯粮”的过度消费盛行，以及庞大的债务难以为继等弊端。各国纷纷祭出各种政府干预举措以应对危机的事实，使“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力”“放松管制是私有经济取得成功的前提”“不在私营经济领域进行国有化和国家投资”这样三个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不折不扣地成为笑柄。

在世界的批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风光不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注意到了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这一事实。不过，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5]。对世界的其他地区来说，“获得永久性胜利的西方成熟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好像再也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目标了”^[6]。

需要指出，虽然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但奢望资本主义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新自由主义会销声匿迹的想法无疑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