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加快发展社会组织的总体部署。近来，我国社会组织的登记制度改革加速，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力度加大，各类社团、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水平有所提升。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但是，也要看到，受种种因素影响，全社会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于社会组织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偏差，对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质和深层次原因把握不准，对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趋向缺乏思考，从而影响了对社会组织的服务和管理理念更新、办法创新。这一现象要得到彻底改变，就必须回到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基本理论和规律中去找寻答案。

一 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些认识误区

“怎么看”的问题处理好了，“怎么办”的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

当前，对于发展社会组织，虽然很少有人公开质疑，但实际上仍然分为“支持、欢迎派”和“担心、忧虑派”。两派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些误区。

（一）“支持、欢迎派”的认识误区

这一派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组织有用论”。他们虽然支持、欢迎社会组织的大发展，但他们对社会组织的总体看法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是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有资于我们加以利用。这一派大致有三种不同论断。

其一可以称之为“形势变化需要论”。他们认为，经过连续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此需要发展社会组织以加强社会再组织和团结。他们提出，我国正在经历一些结构性的社会转型。城镇化步伐加快，城乡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9.1%，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也只有17.9%。但伴随着工业化加速，城镇率不断提高，2011年达到51.3%，2013年更达到53.7%。另外，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利益取向多元、非均质。工业化还导致劳资矛盾不可避免的出现，局部有恶化迹象。管理科层化在带来权力分野和官民之分的同时，因为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原因，官民矛盾有加剧趋势。特别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单位制”、“生产队—人民公社制”这一强大的社会管理机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超大规模的人群一时失去社会整合平台。基于此，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和社区等的发展，通过主动社会整合把人们重新团结起来，避免社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困境。

其二可以称之为“社会组织功能论”。他们从强调社会组织的独特功能出发，认为社会组织能够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所以应当发展社会组织。他们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越来越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其中部分需求是政府、市场机制都难以解决的，需要通过发展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来提供针对性的社会服务。而社会流动的加快，部分失利群体的出现，都要求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增强人们的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另外，他们还看到，在某些个人生活领域和小范围群体领域，只有通过发展小范围的兴趣团体、自我组织和约束团体，才能实现这些领域的自组织。在这方面，无论是承担“有限责任”的政府，还是追逐利益的市场主体，都确实存在一些服务“盲区”，不能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

其三可以称之为“发展规律论”。这种观点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在其经济社会过程中，包括在推进国家治理中的一些做法，认为国家治理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发展社会组织，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互相支持、互相制约机制。有的喜欢引用西方早期政治学家在论述公民权和国家公权之间关系的论述，认为公民权是社会第一位权利，结社权只是这种权利的自然延伸，结社自由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特征。有的学者喜欢引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的“社会制衡”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多元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需要由各种平等、独立、自由的社会团体、组织和群体构成。这种多元的、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正是美国民主的源头，也是美国充满活力同时秩序良好的原因。还有的学者喜欢引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第三部门”的兴起以及“全球社区革命”的出现，认为NGO、NPO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现代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然取向。

（二）“担心、忧虑派”的认识误区

这一派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