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

对于牧区草场退化和超载现象，众多的文献已经涉及几乎所有的相关因素和政策问题。虽然这类文献分析的重点有差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牧场的产权不清晰是造成草场退化和超载的根本原因。多数文献一直把牧场的使用权“确权到户”视为解决超载问题的根本出路。它们所遵循的逻辑是哈丁（1977）所说的“公地悲剧”，博弈论称之为“囚徒困境”，奥尔森（1995）则归之为“集体行动的逻辑”。

这类文献普遍存在三种缺陷：第一，虽然涉及所有的因素，但对某些因素的解读不是很清晰，不注意某些因素重叠的效应，特别是对这些因素的影响缺乏量化的认识。第二，对于草场退化和超载现象的时序演化、程度等事实方面，缺乏较为准确的描述和刻画。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哪些因素在强化，哪些因素在弱化。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对政策的选择与调整是至关重要的。第三，这一类文献，以哈丁公地悲剧的方式思考问题，虽然有很强的逻辑性，却忽视了这种逻辑的假设条件，^[1]结果，用逻辑对超载现象进行了简单化的政策解读，以逻辑遮蔽了牧民的传统智慧和自组织能力。

本章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借助于2011年课题组在昌都地区贡觉县、江达县和甘孜州德格县的调查，以对影响草场退化和超载因素的主观量化评估为基础，重点讨论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的复杂性，以期弥补现存文献中的上述缺陷。

二 超载现象与专家量化主观评估

（一）草场退化因素的分析和评估

关于导致草场退化的因素，人们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公认的主要因素有：气候变暖加剧草原的干旱和沙化；鼠害和有害物种的大量繁殖；超载破坏草场的自然恢复能力；对虫草、贝母等药材的挖采；采矿、修路、开垦、工业等活动。有学者认为，气候变暖引起的草地干旱、鼠虫害、生态环境脆弱等自然因素是导致草场退化的主要自然因素（周卫生、甘友民、李才旺，2004；秦海荣，2004）。鼠虫害是草地退化的伴生物，加速了退化的过程（严作良，2003；周俗，2004）。部分学者强调，人为因素包括过度放牧、滥挖药材、开垦等，是导致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达兰海，2004）。多数学者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度放牧（周卫生，2004；周华坤、赵新全、唐艳鸿，2004）。

但是，对这些因素在草场退化过程中各自产生的破坏作用，我们缺乏哪怕是最粗浅的量化认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研究空白，是因为影响草场退化的主要因素难于量化，即便有的因素可以直接量化，也缺乏相关的数据。有鉴于此，我们在德格县邀请一组专家，进行了一番主观量化评估的尝试。

参与评估的主要成员是德格县农牧与科技局的资深专家和官员。这些专家原本学习的就是畜牧专业，在德格县工作的时间在20年以上，最长者有30年；参与的官员都曾经长期在乡政府工作，有的人当过乡长或乡党委书记。这样的工作经历和知识背景，使他们对当地草场变化的过程和主要因素有着切身的体会、感知和认识。

在进行定量评估之前，笔者与他们一起，以德格县为重点，共同讨论了导致金沙江两岸地区草场退化的各类因素。经过笔者的整理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补充，把讨论结果陈述如下。

第一类因素是自然因素。金沙江两岸地区属于典型的青藏高原气候。由于受到强冷高压西风急流、西南季风的影响，呈现出高寒特征，气温低，长冬无夏，空气稀薄，大气干燥。例如，德格县历年平均降水量为611.3毫米，平均蒸发量为1612.2毫米。这种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中，本来就很容易出现草场退化的现象。其实，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草场退化就已经明显出现。但是，近30年全球气候变暖，雪山的积雪量大幅度减少，部分雪山消失，加剧了这一地区草场的干旱和沙化。

第二类因素是，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一地区的牧场呈现这样一种分布：夏秋草场占草场总面积的80%，冬春草场占20%。但是，草场利用时间是相反的，夏秋草场的放牧时间仅为150天，而冬春草场的放牧时间达210天。这就使冬春草场因过度放牧而退化得更为严重。也就是说，下面将要讨论的“超载”对这两类牧场的压力是不同的。

第三类因素，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超载现象日益严重。这是导致草场退化最重要的人为因素。

就所调查区域来说，关于退化和超载量的时序演化，笔者希望获得的具有时间序列性质的数据，唯有德格有相关资料。20世纪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