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为解决由于大城市经济和人口过分集中所带来的交通拥挤、水源不足、环境污染、地价昂贵等一系列问题，世界各地普遍发展大城市郊区小城镇，以分流大城市市区的经济和人口。随着郊区的发展，职住分离（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以日本东京为例，1970年调查显示，东京中心地区夜间人口为42.3万人，白天人口可达219.1万人，表明东京每天有约176.8万人往返于市中心和郊区。这176.8万人工作日过钟摆式的生活：早上从郊区涌入城市中心，下午由市中心回到郊区。学术界把这部分人口称为职住分离人口（又称通勤人口，即工作与居住地点分离于两地，每天往返于工作地点与居住地间的人口）。

21世纪以来，国内城市化率不断攀升，2012年已经超过50%。随着国内城市的膨胀，以卫星城为代表的郊区开发势头很猛。与此同时，往返于郊区与中心城区之间的职住分离人口日益增长，这一现象引发的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不断凸显。不少城市管理者和城市问题研究者开始反思过往城市单一中心导致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格局。以深圳为例，在新的城市化中明确提出建立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尽量推动职住平衡，减少职住分离人口的数量。掌握城市职住分离人口数量，是评价城市职住分离的严重程度和进一步优化城市交通和城市功能布局的基础。然而，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职住分离人口的数量难以直接从政府统计中获得。以人口普查为例，尽管其数据相对全面，但是该数据缺乏对登记人口就业地点的统计而仅仅登记其居住地，因此无法获得职住分离人口数量。更多的研究采用的是抽样方法，但由于样本均好性无法测评及成本等问题，往往只能采取拦截等非随机抽样方法，因此测算的误差无法估算。在这样的背景下，探寻更有效的职住分离人口数量测量方法非常重要。

二 深圳职住人口数量统计分析

我们研究职住分离现象其实是研究城市内部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关系，而在城市内部行政级别有两个层次——区级和街道级。如果以区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考虑到区与区之间往往差异很大，必然无法通过区与区之间比较之类的方法或其他方法来分析其职住分离情况。但是，如果考虑到街道级别，街道作为较小的一个行政级别单位，街道和街道之间在地理上、空间上的类似性可能让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街道与另外一个街道的产业和人口结构的比较来分离出职住分离人口这一要素。

由此，我们假定：在某个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因素的类似性导致了其内部的n个街道的同质化。所谓同质化，就是指每个街道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的就业结构都非常类似。我们具体用以下三个指标来衡量街道的同质性。

（1）产业结构：三次产业产值比例。

（2）人口结构：劳动力年龄段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

（3）劳动力就业结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之所以选择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是因为第一产业人口在部分大城市占比极少，而第三产业人口的统计遗漏比较严重。相对而言，第二产业人口的统计比较全面，数据比较准确。而且，第二产业就业比例确定之后，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也基本确定了。

我们用数学符号来表示表1：

表1 街道同质化主要指标

但在出现扰动因素之后，这个人口结构就会出现偏差。比如说，在这n个街道中，某个街道（假定为Ji）因为区政府入住带来大量从事第三产业的公共事务人口增加，导致了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从而导致其人口比例出现偏差。从街道同质化指标来看，Ki明显下降（产业人口比例此消彼长，所以导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例下降），其他指标基本不变。同理，假如某个街道因为与市区距离较近或因轨道交通等因素导致了大量的夜间人口入住，从人口统计来看，这一部分人口属于常住人口（基本上以从事区域外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为主），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Ki明显下降。由此，我们可以从Ki的偏差来倒推这个街道的职住分离人口数量。

我们设立一个假定：如果两个街道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多方面类似，但仅仅出现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偏低（Ki偏低），而又无其他因素解释，则可以认为是职住分离人口（俗称夜间人口）所致。

假定区域职住分离人口进入前常住人口数为P0，劳动力就业结构系数为K0。假定突然涌入Pz（均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