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劳动关系立法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关系立法的经济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商品价值由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创造的理论。劳动决定价值这一思想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配第还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有名的论断，把劳动和土地看作财富的本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在其基础上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理论流派尽管存在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劳动创造财富。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的第一句话即明确了劳动是一切消费品的来源，肯定了财富源于劳动的观点。斯密的分工理论则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实际上把分工认定为剩余价值的源泉。在“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一章中，则明确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实际上，劳资关系是一种持续合作关系。拥有资本（物化劳动）的用人单位（雇主）和拥有劳动力（活劳动）的劳动者（雇员）通过合作创造财富，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增加新的财富。换言之，剩余价值源于创造性劳动，财富增加主要靠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因此，过去“工人养活资本家”的观点、现在“企业家养活工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劳动关系立法应该以劳动价值论为经济理论基础，既要保障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简单再生产，也要保证劳资双方分享剩余价值，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扩大再生产（包括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奠定基础。

（二）劳动关系立法的工运理论基础：工联主义理论

工会分为工联主义工会和反政府工会（革命工会）。工联主义工会在劳资合作的前提下争取工人的权益，目标是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反政府工会是政资合一、政府不容工联主义工会的结果，目标是推翻政府、埋葬资本家。对于执政党和全总来说，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也是维护政权的需要、防止出现反政府工会的需要。但现实情况是，各级总工会在劳动立法和劳动政策制定中的积极作用工人们看不见，他们只是看到基层工会形同虚设，根本不能维护他们的权益。久而久之，工人就会另起炉灶，寻求体制外的途径——建立反政府的工会。

目前，我国工运理论研究存在严重偏差，过分突出革命工人运动，忽视甚至否定工运史上作为主流工运的工联主义工人运动，无视现实中工联主义工人运动在各国的主导地位；中学课本至今仍然把一次公民运动和两次革命工人运动称为19世纪三大工人运动。这种错误迫切需要纠正。劳动关系立法应该以主张劳资合作的工联主义工人运动为工运理论基础，正确处理发展这一劳资共同利益与公平分配这一劳资矛盾，从而实现劳资持续合作。

（三）劳动关系立法的法学理论基础：矫正正义理论

按照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对于不正义的结果，应该予以矫正，这种矫正属于事后的矫正，即程序法上的救济。但就劳动关系领域来说，民法的平等主体假设是不成立的。因此，需要事前的矫正，即在实体法中直接体现矫正正义。这是由劳动关系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市场地位不平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信息不对称（企业占有信息优势）和管理关系的不平等性，劳动关系双方实际上是不平等的，需要立法加以矫正。可见，由于劳动者（雇员）与用人单位（雇主）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劳动关系立法既不能依据获得正义理论，也不能依据转让正义理论，而只能依据矫正正义理论。换言之，劳动关系立法的法学理论基础是矫正正义理论。

二 深圳劳动关系地方立法的现实基础

（一）深圳的工业化现状

工业化是劳动法产生的经济原因，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劳动关系，当然也不存在劳动关系立法。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是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深圳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深圳本地生产总值14500.2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0.1%，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3.4%和56.6%；人均生产值136947元。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浙江为4.8%），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