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无疑正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自确立改革开放政策并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后，中国从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进入了工业化发展过程，而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释放了2.6亿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工业化过程中，但中国实际上仍然处于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时期，在劳动关系方面从单一的劳动行政关系逐步形成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关系，国家对劳动关系从单一的行政手段过渡到开始使用法律的手段，但政府控制的思维模式在劳动关系管理方面形成了典型的国家统合模式，并没有给予劳资双方充分博弈的空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劳资关系的状况与发展又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这一切导致中国劳资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一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劳资关系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劳资关系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主要劳动法律制度的变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4年，是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一切以追求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第二阶段从1995年到2008年。1995年开始实施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劳动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义务，采用劳动契约方式初步规范劳资关系。第三阶段是2008年之后。《劳动法》经过了十多年的运行，面对新出现的劳动关系的短期化、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表现乏力，2008年中国开始实施三部重要的劳动法律，即《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全社会树立了一个保护劳动者的舆论氛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增加。可以说，《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各个地方相继出台了法院、仲裁机构等指导意见，整体而言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个体劳动权利的保障是比较到位的。但这几部法律经过了几年的运行，对劳动者个体权利的保障不足以根本改善劳动者低人权、低工资的现状。2010年，在中国南方出现了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事件，新生代农民工开始用个体生命进行抗争，广州本田的工人通过罢工的形式争取的集体谈判的权利，并较圆满地实现增加工资、民主建会等目标。2010年是中国劳资关系结构力量产生微妙变化和转折的时间点。

201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群体事件中劳资纠纷是导致千人至万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占群体性事件的36.5%，且大部分发生在广东地区。^[1]劳资冲突已经成了经济发达地区的首要社会问题。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主要以对外贸易为主。2014年广东省政府提出的“社会矛盾化解年”，主要是化解四类社会矛盾，即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物业纠纷和环保涉稳。广东省的深圳市，是中国发展最早的最大的经济特区，现在已经跻身国内四个一线城市之列，在四项专项治理任务中，将劳资矛盾作为主攻方向和重点。在深圳市，劳资纠纷和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上访聚集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大的因素。2013年全市因劳资纠纷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占全市的56.1%，同比上升27.7%。劳资纠纷天天有，每天都有几宗到市区、街道上访。

如果以2010年为划分界限，之后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劳资纠纷的主要变化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从权利争议到利益争议

劳动争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权利争议，契约当事人一方不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履行而造成对方权利受损。二是利益争议，是当事人基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变迁与发展，依约履行已经不能满足愿望，对于将来构成权利义务内容的劳动条件，要求维持或者变更予以调整而产生的争议。根据中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只有权利争议才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利益争议无法进入司法途径。虽然2008年后，全国各地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增加，但也仅限于权利争议。近几年来因劳资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部分属于利益争议的范围，例如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2007年、2013年相继出现了罢工事件。参与罢工的主要是塔吊和龙门吊的司机，塔吊司机工资标准为5300～8000元不等（税前），龙门吊司机工资标准为3900～5000多元不等（税前），与本区域、本行业的工资水平相比，属于略高的水平。深圳盐田成立于1994年，利润增幅与成立时相比达到近500倍，但十多年来，职工工资基本上就没有涨过；2007年出现了罢工，提出了“提高工资、共享发展成果”的诉求，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