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以“首都学”（如伦敦学、首尔学、北京学、东京学等）为中心的地方城市研究。这一学术思潮是与全球战略竞争日益以城市为主体、以文化软实力为核心的趋向相适应的。进入21世纪后，“首都学”的研究思路延伸至各区域中心城市，形成“城市学”研究的热潮。世界范围内不少地方都建立了以当地高校、政府决策部门和相关智库为主要研究力量的地方“城市学”研究机构，尤其是经济发达、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更借力于经济优势，促使当地城市研究成为相关领域的显学，为城市形象、城市精神与城市品牌的树立、完善和提升做出了富有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独特贡献。

仅以21世纪以来的国内研究为例，就有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武汉学，甚至温州学、泉州学等相关领域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例如“京派”“海派”的话题之争，不但成为媒体长期关注的对象，也深刻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自我认同及发展趋势。这种争论引起的关注、造成的文化影响以及推进城市文化集聚和整合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

但在这一世界性的学术文化潮流中，作为综合经济实力长期稳居全国第三、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力的超大型城市，广州城市研究的起步却很晚，研究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至今仍不充分，相关科研成果相较于部分兄弟城市是有差距的。但随着自2005年以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编撰的《广州大典》（以下简称《大典》）的完成，这一令人遗憾的状况有了改变的可能。《大典》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科研数据库的意义，将在未来“广州学”的建立和展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 “广州学”研究的意义与《大典》的“再利用”

2012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提出《关于倡导开展“广州学”研究的建议》，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做出了“围绕《广州大典》的出版，开展全方位的研究”的重要批示。2014年由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牵头组织的“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成立。而从同年开始，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就组织“《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的年度课题申报工作，资助相关研究的进行。但相比“广州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而言，现有的这些科研力量、举措仍是不足。“广州学”既是当下区域研究、城市学研究的国际潮流和趋势的产物，也是破解当前广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难题的重要思想出路。

1.“广州学”的提出符合当前国内外城市研究的大趋势

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有所提及，其关键之处在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已经成为国际竞争主体，而城市间竞争又往往“以文化论输赢”。这就需要城市发展不仅依靠经济实力，还需要倚重学术、文化、艺术等软实力因素，前者创造城市发展的物质价值，后者则可以创造一个城市的符号价值。“符号”是文化的核心。

2.“广州学”的提出能成为广州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的重要符号

身处广州而谈论“广州学”，也许会觉得稀松平常。而当“广州学”走向全国、走向国际，就会因其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而受到关注，最终成为广州的文化符号。譬如英文“Canton”一词虽通指“广东”，但在数百年间其含义都是广州及其周边有限的区域，因此，以“Cantonology”命名“广州学”，可以承接浩瀚的国际研究文献和学术前沿，建立起具有国际视野的“广州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也会使“广州学”研究成为广州城市的一个国际符号。

3.“广州学”的提出是服务广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途径

广州要培育世界文化名城，要义之一就是梳理和继承广州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广州城市文化品位，培植广州城市文化精神，而“广州学”研究正可以为此做出巨大贡献。它不仅可以增强广州的城市文化内涵，扩大海内外人士特别是专家学者对广州的关注，增强城市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广州学”研究本身就是提升广州文化软实力和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组成部分。可以设想，当“广州学”成为一门具有学术影响的“显学”的时候，广州的城市文化价值就会得到充分的彰显，“广州现象”的文化意味就会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广泛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大典》的意义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强调。这固然是因为《大典》是“广州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