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更高质量的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什么样的社会是高质量的社会？高质量的社会应该具有哪些特征？20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提出的社会质量理论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脱节问题，回应社会政策日益成为经济政策附庸的现象，欧洲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即社会质量理论，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4个维度界定了一个高质量社会的发展愿景，社会质量理论也成为一种新的观察社会运行状态、测量社会质量高低的工具。本文利用社会质量理论，在深圳、厦门和杭州3个城市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利用调查数据对三地的社会质量进行比较研究，并就三地社会质量共存问题探讨加强我国社会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社会质量理论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举办的一系列科学和政策导向的研讨会，旨在应对欧洲整合过程中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趋势和社会政策日益成为经济政策附属品的现象。根据欧洲学者的界定，社会质量是指民众在提升其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程度（Walker，Alan，2008）。社会质量包含4个维度：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其中，社会经济保障包括个体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资源和应对社会风险的环境资源；社会凝聚以社会信任、社会团结等为主要指标，考察在社会共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社会包容与社会排斥相对应，考察个体在生活中所能获得的组织和制度的支持程度；社会赋权聚焦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情况，反映个体对其行动能力的认知。

社会质量理论目前已经从欧洲推广到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我国学者有关社会质量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欧洲学者的研究思路，对社会质量进行理论阐释（张海东等，2012），关注社会信任与社会质量、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林卡等，2010a；林卡，2010b），以及社会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等（袁浩、马丹，2011）。另有学者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社会凝聚力进行了测量，发现我国城市社会凝聚总体水平不高，并且存在明显的阶层、城乡和代际差异，低收入阶层、农村人口和年轻人的社会资本、社会参与、利他主义与社区认同感普遍较低（武艳华等，2013）。

为了减少社会质量理论产生的欧洲背景在不同国家产生的不适性，林卡提出从物质生活取向、规范性取向、制度性取向和社会主体取向4种研究取向测量社会质量的研究进路（林卡，2011）。本文即从这4个研究取向出发，对深圳、厦门和杭州社会质量状况进行比较研究。这4种取向在本文中的具体维度和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取向及具体指标一览表

续表

在这4种研究取向中，物质生活取向对应于社会质量的社会经济保障维度，主要包括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可及性，涉及经济、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和生活环境等方面；规范性取向对应于社会凝聚维度，反映社会团结、社会信任、利他主义等社会规范的状况，揭示的是建立在共享价值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制度性取向对应于社会包容维度，以社会分层和社会排斥为主要概念，反映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支持程度；社会主体取向以社会赋权为基础，考察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程度，反映人们的社会参与能力。

二 数据来源

根据社会质量理论，社会经济保障水平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首要指标，因此可以假设社会质量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为了检验社会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本文选取深圳、杭州、厦门3个城市进行社会质量的比较研究，考察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社会质量状况。根据三地统计局网站资料，深圳、杭州、厦门2011年人均GDP分别为110387元、80395元、70734元。^[1]结合社会质量理论，我们可以形成进一步假设：经济水平与社会质量状况呈正相关，3个城市中，深圳社会质量最高，其次是杭州，最后是厦门。

本文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之以访谈法和观察法。研究对象是在深圳、厦门和杭州工作、生活1年以上的常住人口。调查对象的选取结合各地区人口构成和社区分布情况采取多段分层抽样。深圳和厦门地区的调查于2011年7月到9月进行，深圳地区共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10份，有效率为77.7%；厦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