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 引言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碳排放占温室气体排放的76.7%，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的碳排放国，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前已提出了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但是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因此，二氧化碳减排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而二氧化碳减排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与生产过程中效率的提高有关。在生产技术和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虽然减少能源使用可以使CO₂排放减少，但这种减少是以经济衰退作为代价的。反之，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能够保证我国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减少碳排放。此外，随着我国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拉大，区域经济平衡增长问题尤为突出，制定的政策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能否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对于投入产出过程中碳减排政策与效率、经济平衡增长间的协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探索碳排放政策对TFP的影响能够为制定合理的碳减排政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碳减排政策对效率的影响指碳减排是否有利于提高固定投入下的产出。碳减排政策对效率的影响主要分为从静态角度考察碳减排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从动态角度考察对TFP的影响。从对TFP的分解角度分析，技术效率变化为TFP变化的分解组成部分，因此，对技术效率的分析可以综合在TFP内考虑。碳减排政策对TFP的影响，理论界莫衷一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基于收益最大化的假设认为，碳减排成本将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占用生产者的投入要素，从而降低生产者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Jorgenson和Wilcoxen，1990）。早期的许多实证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例如，Gray和Shadbegian（1995）研究表明减排成本与TFP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新凯恩斯主义者基于“波特假设”理论基础和“组织失灵”角度认为，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总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碳减排政策能够约束经营者的现期偏好，激励经营者进行技术创新。经营者具有提高TFP和碳减排相关技术水平的私人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使得他们从技术创新中得到收益，同时收益规模受碳减排政策的约束，进而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成本（Ambec和Barla，2006）。因此，新凯恩斯主义者支持并发展了“波特假说”理论，技术“创新效应”带来的收益大于碳减排的“遵循成本”。例如，Hamamoto（2006）研究日本的制造业发现环境规制能够刺激技术创新，推动TFP的增长。

在实证方面，关于碳减排政策对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研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胡鞍钢等（2008）利用方向距离函数对全国各省份在环境约束下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东部的技术效率最高，依次为中部、西部。胡玉莹（2010）等运用Fare 和 Grosskopf（2010）提出的SBM（Slacks-based Measure）方向距离函数测度了中国29个省份和地区1996～2007年在碳减排约束下的技术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技术效率逐步提高，但是地区差异明显。二是研究碳减排政策对TFP增长的影响。现有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考察环境规制对TFP的影响。如何衡量环境规制是回归分析的焦点问题，大部分文献主要以治理减排成本作为衡量标准。沈能（2012）采用工业数据，以污染治理成本作为衡量环境规制成本，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长期内有利于TFP的提高。由于污染治理成本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范围，所以以污染治理成本来衡量环境规制成本可能存在严重的测量误差。第二类是关于DEA模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研究。Reinhard等（1999）在DEA模型中将非期望产出作为投入要素考虑，尽管该处理方式简化了模型，但未能真实反映生产过程。Seiford和Zhu（2002）提出将非期望产出按一定方式进行转换，该处理方式关于转换的方式没有设定统一的形式，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Fare和Grosskopf（2004）基于环境序列DEA生产技术，认为处理非期望产出是有成本的。近年来该处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