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社会需要重新定义安全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安全的解读，一直局限于传统的国家主权安全定义，即以国家为中心，与威胁、冲突相关联（O’Brien，2006）。如外来军事侵略威胁领土安全、可能发生的核灾难造成的核安全问题、对外政策中对国家利益的维护等。传统的安全定义，其显著特点是注重国家范畴及国家利益。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尽管经济全球化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裹挟进世界市场和全球贸易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但是，传统安全问题仍然是困扰各国的严重问题。不仅如此，新的安全问题不断涌现，联合国《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将其归纳为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政治安全七类（UNDP，1994）。

新的非传统安全，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防御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视角更为广阔、更为综合的概念。它更强调和承认人类生活权利的基本需求是普遍性的，所有人都应该有机会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维持自己的生活、享有自由、为发展做出贡献。因此，人类安全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关注非传统安全开始，人类社会从以军备获得领土安全转向以持续的人类发展获得更为普遍的安全。

将环境问题与人类安全联系起来，无疑是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上，建立一种关于人类安全思维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实际上，环境安全与其他非传统安全如食品安全、健康安全、人身安全、政治安全等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甚至可能作为原因对它们产生深刻影响。

Barnett等人（2010）将“人类安全”定义为人所具有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自由地处理来自人类自身因不同需要、不同权利以及不同价值观所形成的压力。具体到环境与人类安全问题，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能力”，即人类克服某种脆弱性以及积极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Brklacich et al.，2010）。

事实表明，环境问题对人类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它所带来的不安全性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社会因素一起对人类社会产生综合影响，比如贫困、权利不平等都加剧恶化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程度。

二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

与传统安全相比，21世纪人类社会中的普通人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普遍性。不论穷国还是富国，都面临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失业、饥饿、疾病、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环境污染、人权等。

第二，相互依赖——跨境性。上述非传统安全问题，都不再是仅限于一国疆域内的孤立的安全问题，其原因及结果是区域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第三，早期预防性。经验表明，对于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早期预防与后期治理相比，具有费用（成本）更小、可以避免更坏结果等特点（UNDP，1994）。

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因涉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往往更加普遍，也更难预测，而且具有多元化的复杂性。

非传统安全成为社会不稳定根源，因此造成的社会冲突和影响可能超过传统安全。例如，在2000年，全球因武装冲突而遇难的人数约为30万，而因水污染或缺乏基本卫生条件而死亡的人数则在每个月都达到这一数字，那么全年则是这一数字的12倍，为300万～400万（Renner，2005）。

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困扰更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而言，贫困、疾病、失业、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以中国的环境污染为例，作为一种“暴力”，它已经极大地冲击着整体上的弱势群体。据张玉林（2012）估计，我国2000年代初期至中期，由“环境信访”和“群体性环境事件”所代表的环境冲突多数发生在农村地区，其中信访量约占总量的65%；群体性环境事件的参与者中农民约占70%。张玉林警告，中国社会整体上迎来了历代王朝都未曾遇到的重大挑战，由于环境（水、大气、垃圾等）污染导致了数量可观的“环境难民”，而那些无法制止污染又无力迁居的社会底层人群，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中国面临的这样一种当今世界上任何大国均未曾遭逢的生态环境危机，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经演变为当地的政治社会危机。

从区域及全球的视角看，一些富裕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环境的占有和控制，加剧了所有非传统安全对贫困人口的负面影响。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贸易格局和投资体系，主要服务对象是占用了地球资源80%的20%的那部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