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草原生态保护的政策是建立在草原“过牧”的判断上的。以内蒙古草原为例，其思路是：几十年的发展中，在这个有限的并且有所减少的草原上，人口与牲畜数量已经增加了若干倍。越来越多的牲畜超过草原合理的承载能力，造成草原大面积退化。十年来，围绕“过牧”与草原退化的关系，超载“过牧”的原因，以及应对它的政策的有效性，争论一直没有停止。然而，“过牧”究竟是不是一个草原上普遍存在的事实呢？一些实地观察者发现“过牧”了，但是另一些观察者则发现不“过牧”。显然，这些案例的普遍性是需要论证的。但是强调“过牧”者优势很明显：他们是在宏观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展示了一个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难以拒绝的因果关系，即牲畜多了就“过牧”了，于是就使得草原超载了。几十年来，“过牧”的定论被作为一个普遍的前提，影响或决定草原生态安全政策的方向。然而，建立在“过牧”判断基础上的生态安全政策在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难免令人怀疑它立论的基础是否有问题。为此，需要重新审视草原“过牧”的事实究竟是怎样认定的？本文的目的即是考察学界在认定“过牧”时沿用的方法论。

二 内蒙古草原“过牧”形成的学术渊源

（一）关于“过牧”理论的文献综述

关于超载“过牧”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2000年左右成为影响政策的主流理论。姜恕（1988）对“过牧”的论证是：“引起草原退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常，过牧被列为最直接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历年来，畜牧业的发展是以牲畜头数的增长为指标，不是以畜产品为准。国家统计如此，牧民对财富的传统观念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些政策和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牲畜头数较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近3倍，已达2亿头只左右。其中内蒙古和青海增长较多，为2.9倍，新疆较少，为1.3倍。”他同时用微观案例的方法指出内蒙古自治区的“过牧”现象，“例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草原站的观测表明：1954年时尚能容纳各类牲畜54万头只，到了1982年，达82万头只。增长1.5倍。随之而来的不仅是草原的退化。”^[1]李博院士（1997）的论证是：“我国北方草原形成于百万年前，利用历史也超过三四千年，为什么直到近30年来才出现大面积退化？显然与人的活动增强有关。例如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每只绵羊单位占有草场4.1公顷，利用强度甚低，此后18年间，牲畜头数逐年增长，1965年平均每只绵羊单位仅占有草场0.9公顷，已超过天然草场的负荷能力。此后20年间，牲畜头数随气候波动而大起大落，总数在7000万只绵羊单位上下徘徊；与此同时，草场出现大面积退化，草群产量下降，鼠、虫害猖獗，加剧草畜矛盾。”^[2]

21世纪以后的许多文献延续了类似观点。如陈佐忠（2003）^[3]、侯向阳（2005）^[4]、亚行（2006）^[5]。侯向阳在说明草原“放牧过度，资源衰竭”时，列出的论据是：“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内蒙古自治区牲畜增长2.6倍，新疆1.84倍，青海1.56倍，甘肃1.72倍。”“2002年我国牧区人口比1985年增加33%，草原承载牲畜数增加了46%，全国266个牧区和半牧区县牲畜超载率高达48%。”“锡林郭勒草原区1949～2000年51年间人口增长3.5倍，牲畜增加11.5倍，畜均占有草场下降为原来的8%。”西部6省的家畜数量20世纪50年代为2181.3万头，90年代为14708.7万头（5倍）。而这50年间草地面积减少1000万公顷，其中内蒙古和新疆两区的家畜数量增加近10倍（侯向阳，2005）。亚行技术援助项目“中国草原改良减贫项目专题报告”（亚行，2006）认为草原退化的第一个人为因素是牧区草原、牧区人口与牲畜增长过快，“内蒙古草原牲畜数量由50年代的1191万头只，激增到2001年的8939万羊单位”。第二个因素是超载过牧，该报告引用内蒙古草原勘察设计院测算“目前（2001年——本文作者注）全区草原理论载畜量为4420羊单位，超载1倍以上”。^[6]

张新时院士的论证是：“内蒙古草地可利用面积63.6百万hm²，单位面积产草量为1069kg/hm²·a，单位面积载畜量为1.44hm²/羊单位或21.58亩/羊单位。存栏内蒙古理论载畜量：44.20百万羊单位。2006年年底牲畜数为91.65百万羊单位，超载47.45百万羊单位，超载率为107.35%，尚缺草地68.3百万公顷（10.25亿亩）。”^[7]

在论及“北方草原存在的严重退化问题”时，李博（1997）同时从宏观的层面回答了人口——过牧——草场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