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如果一个火星人来到地球，他/她肯定会为地球人在意识到共同危险的同时却无所作为感到震惊——例如，面对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气候变化的风险，但人类社会至今仍没有以一个真正利益共同体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仍旧（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用大部分智慧相互博弈，致使问题日益复杂化。不是世界上的能源不足以维持人类生存，而是它不能维持今天人类竭力维护或追求的生存方式；不是世界上没有更清洁的能源技术，而是它的拥有者不愿将其贡献出来……这个现象难道不荒唐吗？

是的，如果人们像自己声称的那样真正认为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特别严重而且真正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他们很难拒绝一个“同舟共济方案”的设想——其思路非常简单，就是用能拯救我们星球的方法行动。它有如下四个原则。第一，优先领域原则，即温室气体排放较强、速度增长较快、成本较低的地区，这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第二，解决关键问题，即这些地区使用先进适用能源技术的“可获得性”问题。第三，解决这些国家技术更新效果的“可持续性”问题，即强化经济技术综合能力，并使之与经济结构结合，避免经济失衡，为此需要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第四，明确要求人类社会转向可持续生活方式，坚决压制奢侈性消费。发达国家带头转变生活方式，减少能源与资源消耗，而发展中国家富裕的群体绝不能模仿发达国家的奢侈生活方式。要鼓励多样的、幸福的、高生活质量但是低碳的生活方式。

这个“同舟共济思路”的特点，一是在现有世界上的技术、经济条件下是完全可行的；二是它治标也治本，不会重复全球环境治理上“局部改善而整体恶化”的教训。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朴素的、求实的方案离我们如此遥远？面对共同的风险，人类究竟有什么更为神圣的理由来拒绝这类直接指向“最有效解决问题”的思路呢？我们怀疑，隐藏在某些煞有介事的论争背后的，也许不过是一种惰性的、或不愿分享的心理。在应对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公共问题上，人类已经表现出足够的昏聩无能，它源于人类的一种自我矛盾的本性，还是今天的时代的特征？我们宁愿相信后者，即人类需要改变发展或生存范式的征兆不断显现，只是目前还不足以迫使人们放弃现有的生存与思考方式。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一次生存方式及其思想意识的大转型。而全球环境问题——一种新型的全球公共问题——是其迄今最为显著的促进压力。

本文着重以气候变化为例探讨思维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依次讨论：（1）全球气候变化的特征对人类应对自然环境问题的思想方法提出的深刻挑战；（2）它对全球范围的人际关系提出的深刻挑战；（3）经验已经证明现阶段人类社会的智慧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4）能够适应这一转变的大智慧乃是避免巨大灾难的希望，这将是人类社会的生存范式的转变。

二 第一个挑战：灾难的普遍性与不确定性

今天，社会学家也感觉到气候变化问题给我们的思维带来的一种戏弄性的冲击：“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危险，它们既无影又无踪，但是现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吉登斯，2009）全球气候变化带来危机感的同时又以吊诡的不确定性来干扰、动摇人们采取行动的决心。这使人类社会深陷一种两难处境——行动，还是不行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的问题。

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有些变化机理还没搞清楚。另外，科学家只能告诉我们，他们观测到的20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很可能（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于观测到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的（IPCC-Working Group 1，2007）。还有一些科学家对此持否认或怀疑态度，但是支持他们观点（不同的解释或假设）的论据还没有说服大多数科学家。“科学的不确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首先出现在关于排放情景、碳循环对这些排放的反应，气候对这个碳循环变化的敏感性，每一个全球气候情景的区域含义等。即使真能准确了解2050年的气候是怎样的，我们还面临其影响的不确定性。此外，人们选择怎样的政策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又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来源（Heal and Kriström，2002）。

全球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复杂程度源于有关的成本和效益函数高度的非线性。这在存在环境突变“触发点”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