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的概念长期未能明确地进入外交领域。外交是国家的对外政治行为，事关重大，权威性强，需要高层领导人决策，于《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4期（总第40期），第36—63页。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是，改革创新曾被认为不适用于外交工作。2013年，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1]这为增强我国外交的活力提供了新路径。为此，本文将从我国外交改革创新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外交的思想观念创新、策略创新和制度改革四个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

一 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必要性

虽然改革创新的概念长期未正式用于外交领域，但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巨变促使中国外交在过去的30年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外交思想领域提出了“奋发有为”和“新型义利观”，在外交政策上提出了“惠及周边”，对外交礼宾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简化等。^[2]今后，随着国际格局两超化^[3]趋势加剧、我国海外利益拓展的速度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紧迫性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体性深化、经济和社会的现代治理体系建立，我国外交对于改革创新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改革创新日常化的需求正在出现。

（一）国际格局两超化趋势要求中国开展大国外交

中国外交需要从“以弱对强”转向“以大事小”。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去世界强国地位以来，我国外交长期都是利用强国间的矛盾寻求生存空间。这种近现代以来以求生存和发展为目的、周旋于强国之间的长期外交实践，使我国形成了以弱对强的外交传统。其表现为追求平等优先于体现主导国的宽容，对礼仪尊严和战略实利两者的外交资源投入比例失衡，对国际权力分配不公的现象不满意，但又缺乏建立责权相等国际规范的主动性，习惯于在强国的冲突中选边站或中立，而不愿出头组建新团体。^[4]冷战结束以来，我国的大国外交是指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如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工作。今后1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两超之一，除美国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不再是“弱对强”而是“大对小”，因此，我国的外交政策客观上也需要进行相应改变。

首先是综合实力的两超化趋势。今后10年，在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继续缩小的同时，两国还将一起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德国、中国的GDP分别是美国的1/2强、1/4强和1/14弱。到2012年时，日、德两国的GDP分别降至是美国的1/3强和1/4弱，而中国GDP的则升至是美国的1/2强。^[5]今后10年，中美两国将继续拉大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而且我国的GDP有可能赶上美国，这意味着世界上将出现两个经济超级大国。2014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8082亿元人民币（合1320亿美元），约等于美国6328多亿美元的21%，而其他大国的国防开支均在800亿美元以下。^[6]根据现有的军费增长率测算，到2023年，中美两国的国防开支都将超过3000亿美元，而其他大国的则均难达到1200亿美元。

其次是大国关系的两极化趋势。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关系严重破裂，双方的战略对抗态势已经形成，且在数年内难有改善的机会。西方国家不断增加的经济制裁势必逼迫俄罗斯与中国加强战略合作。与此同时，安倍政府为日本的二战罪行翻案和否认钓鱼岛主权分歧的政策也正在加剧中日对抗，可以预料，即使在安倍之后，中日关系短期内也难以恢复到2010年“撞船事件”之前的水平。^[7]美国强化日美同盟防范中国的策略，将在加剧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妨碍中日关系的改善。随着美中两超实力结构的形成，德、法、英、印等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将日趋采取回避和不介入的立场。但这与冷战时期美苏军事集团的对立不同，正在形成的两超格局将以中美两国为支柱，分别形成俄罗斯背靠中国与北约竞争、中国背靠俄罗斯在东亚与美日竞争的形态。

最后是我国缺乏“以大事小”的现代大国外交经验。今后10年，不仅西方国家将不断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期望我国能够为它们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护，“中国责任论”将有上升趋势。^[8]在逐渐形成的两超格局中，我国不但难以坚持不结盟战略，更要面临中小国家以不结盟战略应对我国的局面。故此，为了应对随着我国国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