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社会进行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转型国家而言，政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大政治力量的推动，就无法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更不可能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但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确立市场经济，和在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的前提下完善市场经济，在这两种情形下政府的职能与作用是不同的，前者或许更需要政府通过比较强势的干预，推进市场经济的形成，从而加速完成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而后者则要求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和机制的前提下，矫正市场失灵，服务于市场而非驾驭、主导市场。

市场失灵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的外部性和垄断，尤其是自然垄断。这些市场失灵的现象基本上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即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以法律限制污染及外部性，以社会规制反垄断，为公平竞争创造有制度保障的市场环境。尽管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介入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能性，但市场的作用是政府无法替代的，尤其在私人产品生产方面，政府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以一个竞争者的身份进行生产。

强大的国家与发达的市场作为结果，无疑是令人向往的，但作为实现的过程，它要求处理好国家与市场，或者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二 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四个重要方面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普遍存在，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或城市的地方政府的“率先”行动选择，不仅具有战略上的可行性，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有利于规避或减少“奋斗”（改革）进程中的试错成本，从而推动“中国梦”的实现进程。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赋予了深圳“先行先试”的改革权（包括立法权），这一率先改革的“特殊”权力与36年来改革开放所积淀的财富、体制改革所拥有的政治资本、敢于创新所形成的精神财富相结合，使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的深圳，有条件也有能力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体制性障碍。我认为在共筑“中国梦”的征程中，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应该在重要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关键环节的突破性举措方面率先进行制度变迁，让敢闯的精神和先行先试的品格，继续成为深圳这座城市的不朽名片。具体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深化改革政府及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变投资政府为“守夜人”政府

在这方面，深圳应该有坚定的魄力。其实，十五大以来，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同公有经济一样是立国之本、执政之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对公有制的阶级崇拜和对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上的歧视甚至仇视，导致出现了大量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另外，政府和国有企业凭借充足的资金涉足一般竞争性行业，而且直奔暴利行业，甚至有的国有垄断企业还通过建立财务公司进入金融领域，或直接组建旨在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不能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原本就是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只有深化改革政府及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才能建立巩固的市场经济基础。所以，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必须划清政府投资的边界，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与结构，在制度设计上扫清民间资本“平等进入”和“非禁即入”的制度性障碍。除涉及国家安全因而必须实行垄断经营的行业外，所有领域都向民间资本开放。同时，应严格限制垄断链条向竞争性服务行业延伸，非但不能扩建资产运营的“政府公司”，还要加快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而且还要加快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步伐。

著名学者、“休克疗法”之父杰佛里·萨克斯曾说：“资源管理是中国的最大挑战。”大体上我认同这个观点，一个混合经济意味着有市场体系，也会有政府的位置。政府的作用就是帮助穷人、建设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