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5年07月 |
基于社会管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数据,从安全保障、政府质量以及生活质量三个维度,定量分析了河南省居民的获得感状况。调查发现,居民获得感指数较低;从安全保障、政府质量以及生活质量三个二级指标对比来看,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最低;从三级指标对比来看,居民信心感指数最高、公平感指数最低;群体比较分析发现,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群体获得感指数最低;从年龄分布来看,获得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满意度最高,30岁以下的获得感满意度最低。基于以上发现,笔者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增强居民获得感:一是大力改善民生,增加居民收入;二是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居民社区参与等,强化居民社会参与;三是加强法治建设,充分保障居民权利;四是从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弱势群体保护三个方面推进社会公平,提升居民公平感和尊严感。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得到普遍提高,但是,资源分配不均、利益失衡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第一次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作为一个理解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词,引发了社会广泛共鸣,让百姓共享更多的发展成果,提升居民获得感,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本文以2014年11~12月社会管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在全省18个地市开展的“河南省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结果为依据和资料来源,从安全保障、政府质量以及生活质量三个维度,评价分析河南省居民获得感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河南省居民获得感的对策建议。
一 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经济增长的最终归宿是增进国民的福利。从当前研究成果看,学界侧重于通过测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来衡量国民福利水准的高低,并以此评判个人的生活满足感;[1]在幸福感测量研究中,居民的获得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有学者认为,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入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2]也有学者提出,政府质量显著影响了居民幸福感,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的影响;[3]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构成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4]总之,经济增长、个人收入、政府质量等变量是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5]但是,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得到同步提高;[6]居民收入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7]居民收入的不均衡增长,将进一步产生“相对被剥夺感”,从而显著降低居民幸福感。[8]显而易见,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民的福利获得,而居民的“获得感”与居民的福利获得直接相关,是客观评价居民分享发展成果的重要依据。对于居民获得感的研究,能更清晰地分析出民众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是否真正分享改革红利,居民的福祉是否得到确实的保护和增大。
“获得感”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居民在个人收入、社会安全、公共服务、权利保护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通过实实在在的“得到”,而产生的安全感、舒适感和满足感。从本质上来看,获得感是指“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获得感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居民收入增加,医疗、教育、养老有保障,具有安全保障;第二个层次,居民的个人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居民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质量有所保障;第三个层次,居民通过社会参与,体验社会公平,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生活质量得到保障。
基于获得感的内涵,本文从安全保障、政府质量、生活质量三个维度来测量居民的获得感。安全保障指数选取经济安全、生活安全和社会安全三个指标来评价;公共服务是居民获得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质量指数选取公共服务供给、居民权利保护两个指标来评价;生活质量是评估居民获得感的关键指标和依据,生活质量指数选取参与感、法治化、公平感、信心感四个指标来评价(见表1)。
表1 居民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
二 数据选取与评价方法
1.数据选取
本文以社会管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于2014年12月20~31日开展的“河南省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为数据支撑。调查团队围绕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参与满意度、法治建设满意度以及居民安全感、幸福感、城市归属感、未来信心指数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研。此次调查团队共由68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生、本科生组成,调查范围涵盖了河南省的18个地市,调查采用街头偶遇方式,在目标城市的公园广场、大型超市、商场、书店等地点开展。此次调查累计发放问卷4320份,回收有效问卷4070份。
2.样本分析
调查样本中,男性1829人占45%,女性2235人占55%;在文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654人,高中或中专1274人,大专1044人,本科及以上1093人,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6.1%、31.3%、25.7%、26.9%;在年龄阶段上,30岁以下1713人,30~45岁1551人,46~60岁594人,60岁以上205人,分别占总样本量的42.2%、38.1%、14.6%、5.0%;在职业分布上,行政单位250人,事业单位690人,国有企业569人,私营企业(包括外资和合资企业)1247人,其他1310人,分别占总样本量的6.1%、17.0%、14.0%、30.7%、32.2%(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