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相对于其人均收入水平“过度工业化”和“低度城市化”的特征。同时中国还是一个高度出口导向型的庞大经济体。在设计任何新的增长模型时，都必须尊重中国经济这些主要的结构特性。“过度工业化”的评价反映了中国相对于其他可比国家，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高。“低度城市化”的评价则反映出政策框架抑制了国内的城乡居民流动，使得城市化的比率低于经济本身能够达到的比率。此外，城市人口的吸纳能力也因外来务工人员的弱势地位而被削弱。因此，中国既有相当大的工业产能过剩，又有相当大的进一步城市化的潜在需求，同时还存在从已实现的城市化中取得更大收益的巨大潜力。

当前领导人接手的经济体是复杂的。有一些方面阻碍着环保前提下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时也妨碍了收入和机会的公平化。其他方面则是对追求这些基本发展目标有益的。经济向降低过度工业化、优化城市化以及提升内需减少出口的方向转型将会强化有利的方面，淡化不利的方面。我们认为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总体的政策反应可以是互补的。此外，我们认为2012年以来出台的政策表明政府清楚需要建立新模式并且已经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领导人并没有过度自信。事实上，国务院在2013年2月5日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所有方面，文中指出“深化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

我们对中国现在及历史经济结构给出了“过度工业化”和“低度城市化”的描述，本文首先列举了能够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这部分的讨论描绘出了中国发展至今的路径以及中国力图向新模式转变的结构起点。其次，概括了为适应新模式政策体系需要做出的改变，并且讨论了政府为此已经付诸实施的行动。最后，单独讨论了政治经济问题：关于路径依赖的很多方面都显示出这样一个情况，即中国领导人的选择和行为受到政治经济的诸多限制。尽管如此，我们乐观地相信这些限制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认为中国下一次转型的终极目标，即减少过度工业化和优化城市化之间是互补的，因此领导人有理由以更大的决心开始深化改革。

一 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过去的工业化路径

中国在1995年达到了购买力平价人均GDP2000美元的水平，在2011年达到8000美元的水平，是其16年前的4倍。^[1]暂且撇开生活水平惊人的增速不提，在二战后的时期，对于任何一个后工业化经济体来说，生活水平从人均2000美元提升4倍都是一项罕见的丰功伟绩。尽管亚洲一些著名的国家某些时期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仍未达到这个标准，这些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和越南。这就使得中国在2011年进入这个“8000美元俱乐部”显得更具独占性。这为世界和亚洲的工业化及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些与中国同样有此特性的经济体作为样本来比照分析其发展动力。

在开始讨论之前，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提升其生活水平4倍的相对速度如何（见图1）。柱形代表每个经济体完成此项任务所需的年数。折线代表在这段时间里的平均复合增长率。中国是这些样本中最后达到这个收入水平基准的国家，它的增长速度最快，因此完成生活水平提升4倍的任务用时最短。紧随其后的是日本，然后是四个被称作“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后工业化经济体，泰国和马来西亚也是如此。在图像移动到第一代和第二代欧洲工业化国家及其殖民地之前，有两个来自东亚以外的国家——土耳其和墨西哥世界平均水平持平。

图1 人均购买力平价GDP从2000美元提升4倍

表1显示了图1中的国家首次达到人均GDP2000美元的年份，荷兰在1827年即达到了这个水平，同时表1也显示了这些国家完成生活水平提升4倍的时间。

第一代工业化国家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将其人均GDP提升4倍，以1%～1.2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扩张。第二代工业化国家（这里由法国、德国和美国所代表）平均用了87年完成这项任务，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1.7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民账户数据的可见性显著增强了。由工业化扩散所支持的现代经济增长也显著增强了。^[2]表1所列的16个经济体中有5个其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的启动期在20世纪50年代，分别是日本、土耳其、墨西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世界经济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