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低生育率现实及其认识滞后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种情况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并且生育率的水平也越来越低。低生育率对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忧虑，引发了对“低生育率危机”或“低生育率陷阱”的热烈讨论，并引起全球范围的极大关注。1997年，联合国就低生育率问题召开了专家会议，出版了论文专辑。与会专家讨论了低生育水平国家以往生育率的趋势、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未来生育率的发展前景、对低生育水平的政策干预等不同议题，表达了对低生育水平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虽然我们对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有关社会经济后果以及所应采取对策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和实践，但是对低生育水平的认识并不充分。

中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完成了生育方面的本质性转变。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不同，中国对自己低生育率的认知却远远滞后。在其他国家，低生育率形势一经发现，往往会震动政府和公众，引起高度关注。但我国的情况却不同，尽管199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调查不断揭示出生育率很低，但政府主管部门和人口学界却一直表现得颇为迷茫，不能理解和正视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时代的事实。近20年来，我们实际上陷入一个人口统计怪圈，即“调查得到很低生育率→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调查还是很低生育率”。在这个统计怪圈中，夸大调查统计的出生漏报和缺乏证据或方法不当的生育率间接估计是构成上述怪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们的应运而生和层出不穷支撑着这个怪圈的循环往复，构建出一幅严重脱离实际、严重高估生育水平的虚假人口图景。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最低，仅为1.22。于是，在2003年、2004年有过一番关于真实生育水平的热烈讨论。尽管接受了笼统的“低生育水平”表述并达成了共识，然而对具体水平的认识差异很大。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之后不久，人口主管部门便急火火地公布了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的2005年总和生育率为1.74，大造“形势严峻”“生育反弹”的社会舆论，使得对中国低生育率的认识重入迷茫。实际上，多年来的人口规划、决策和工作，包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全部都是按过高调整的总和生育率（即1.8左右）的假定为前提打造的，从未认真考虑过极低生育率的可能性，从而一再误导人口形势的正确把握，并导致国家人口规划一再大幅度落空。比如，“十五”期间（2001～2005年）人口规划按1.8的生育率预测2005年总人口为13.31亿，但是2005年底实际总人口数只有13.08亿，人口规划落空2300万。“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人口规划沿用1.8的生育率预测2010年底总人口为13.60亿，然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结果显示中国只有13.40亿人，于是人口规划再次落空2000万人。

“六普”最新结果又一次揭示，我国生育水平再创新低，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18。要是从更接近终身生育率的35～39岁妇女的平均子女数来看，“五普”时这一指标为1.85个，2005年小普查下降到1.65个，而“六普”时则进一步降为1.52个。尽管这些统计数字可能存在一定失真，但是它们足以对当前生育率过低的现状亮出了红灯，警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二 低生育水平呼唤新的人口研究思路

多年来对低生育率的认识严重滞后于实际，是不能理解和正视调查统计的结果，主要原因是思维定势的局限，使认识上存在盲区。这种思维定势片面强调人口政策的作用，认为能够使生育率下降的只有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这一个因素。按这种视角，看到的是计划生育行政管理力度比以前大大削弱了，由此认为生育率只可能上升，不可能下降。在这种导向下，当低生育率统计与个人经验和局部观察之间不吻合，与传统人口理论也不吻合时，自然会认为调查统计反映的极低生育率“难以理解”“难以置信”“根本不可能”，因此“只能”将很低的生育率统计归因于出生漏报。在这种导向下，人口研究并没有去努力探索低生育率背后的真正原因，而是想尽办法去寻找漏报根据，以便将生育率调升到主观上能够接受的水平，表现出的偏执程度甚至达到并不顾忌所用数据是否确凿，所用方法是否得当。同时，官方观点和学界主流看法在舆论压力上对此偏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