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乃至失调肇始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对出生性别比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在经历最初的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成因的讨论与“真性失调”还是“假性失调”的争论后，中国的政界与学界终于达成一致，并最终接受了中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这一客观事实（曾毅、顾宝昌等，1993；高凌，1995；于弘文，2003；陈友华，2008）。

面对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的局面，政界与学界苦思、苦想、苦寻与苦治。然而，出生性别比并没有低下那持续“高昂的头”。同当下的房价一样，“政府越调控房价越高”。中国政府在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方面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许多国人，特别是中国各级政府依靠行政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思维，在出生性别比失调治理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铩羽而归（陈友华、徐愫，2009）。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也许正基于此，每当谈及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相关话题时，政界与学界冥思苦想却又“回天乏术”，故而只能仰天长叹。实际上，我们大可不必悲天悯人，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成效甚微，绝不意味着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势头仍将持续下去。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变迁，已经逐渐积累起促使出生性别比从高位回落的社会经济基础。本文考察了导致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各种因素在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是否仍在起作用以及作用的方向。明确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因素不是被消除就是被弱化，因而中国出生性别比从攀升到回落的转折点已经或即将来临。

二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直接因素

探讨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原因的文献很多，并可以将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分为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一是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这是导致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最主要原因。人工流产的合法化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帮凶。虽然对人工流产有明确的规定，但实际情况是：只要孕妇愿意，几乎任何原因的人工流产都可以实施。二是出生的瞒报、漏报、错报与重报（领养不报与弃婴属于此类）。三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较高的女婴与女童死亡率（溺婴属于此类）。四是孕前性别选择。上述原因中的第二、三、四点虽然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终究不是导致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主因（曾毅、顾宝昌等，1993；李涌平，1993；穆光宗，1995；乔晓春；2004；韦艳、李树茁、费尔德曼，2005）。

（二）间接原因

从间接原因考察，出生性别比失调既与传统观念相关，又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弱化了人们对子女的数量偏好，但在改变人们对子女的性别偏好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生育数量意愿转变在先，生育性别偏好转变在后。这种“文化滞后”因素与经济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农村家庭对劳动力需求等）、社会因素（改革开放后宗法宗族宗派思想的复活，妇女地位相对低下，家庭安全需要等）、心理原因（对生儿子的心理满足感等）、单系偏重（财产、姓氏继承等）以及政策因素（土地分配、生育政策、奖励兑现不到位、婚姻登记与下岗失业政策等）、（领导的）认识水平、管理因素（综合治理局面没有真正形成、处罚不到位、管理到位难）等社会、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制约了出生性别比从高位的回落（葛小寒，2000；原新、石海龙，2005；陈友华、徐愫，2009）。

可以用一张图把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清晰地描述出来。从图1可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通过两条途径来影响甚至改变出生性别比：第一条途径是孕后选择，即通过对受孕胎儿性别进行直接的人为干预，如实行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口流产等，对出生性别比施加影响；第二条途径是孕前选择，即通过改变妇女受孕的生理环境与受孕时机，从而增加或减少受孕男性胚胎的概率，进而对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

图1 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分析

三 出生性别比失衡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变化

在清楚地知道导致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后，如果我们要把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