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中国的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之下已持续20年，但对于这种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性和真实性的质疑依然存在。尽管近10年来已经有各种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学术讨论（顾宝昌，2010），但仍不乏对生育政策一旦放松出生人口就会失控的担忧，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未来的生育水平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研究表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相关，生育意愿下降是直接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Pritchett（1994）曾对近70个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次人口转变阶段的调查数据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发现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而在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的人口中，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生育水平是普遍现象（参见本书《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距——国际趋势的分析与比较》一文）。中国在1997～2006年的三次全国调查结果中都显示，群众的理想子女数相当稳定，最高也没有达到1.8个。

但是，由于生育政策的局限，对于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是否反映了群众的真实想法，还存在各种质疑，主要隐含的担忧是认为真实生育意愿会高于调查结果，或认为生育意愿高于政策所允许的数量，一旦放松政策束缚，生育水平会立刻上扬。不过，因条件所限，这些质疑或担忧在很长时期都难以证实。进入21世纪以后，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年龄，为生育意愿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照顾”生两个孩子，有些农村地区还规定夫妇一方是独生子女也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由于过去独生子女夫妇的数量不多，“照顾政策”对二孩生育的影响微不足道。21世纪以来，由于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这项政策开始具有了实际意义。在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早、工作效果较好的地区，尤其是大部分城市中，独生子女夫妇的规模迅速增大，越来越多的夫妇在生育子女数量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由于避孕节育服务和人工流产普遍可获得，妇女可以及时终止非意愿妊娠，夫妇的生育决策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时的生育意愿研究具有了新的条件和意义，尤其是符合生二孩政策的夫妇们的生育意愿，对于未来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具有了更为现实的含义。为此，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在独生子女当中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在城市中开展的多项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获得了一些具有共性的结论（风笑天，2004，2010；马小红、侯亚非，2008；宋健、陈芳，2010）：虽然依据现行生育政策，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差别；城市独生子女并非都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认为理想子女数为一个的比例接近一半或更高；独生子女夫妇的实际生育数和生育计划均低于生育意愿。综合不同地区的各种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独生子女夫妇的平均期望生育数不超过1.5个（风笑天，2009）。由于独生子女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群体，他们的观念相对同时代的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调查结果可以代表城市中新一代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现状，而不仅仅是独生子女。

虽然在诸多独生子女中开展的调查发现，打算生两个孩子的独生子女不是主流，而且实际上只有极低比例的独生子女夫妇生了两个孩子。不过，由于这些独生子女较为年轻，大部分刚刚进入婚育年龄，在有了一个孩子之后，他们还有将近20年的时间可以选择再生一个孩子，因此最终的生育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在某些省市这些独生子女群体数量庞大，占30岁以下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7），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影响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并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因而，无论对于制定政策还是人口研究或预测，寻找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都很重要：独生子女夫妇会有多大可能生两个孩子，会有多大比例生两个孩子？如果他们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自己是否会生两个孩子？

所有打算建立家庭的人，心中可能都会有一个理想的家庭结构。在具体分析生育意愿，并把这种意愿和实际行为相联系时，需要考虑：①理想状况：反映了一种社会倡导或普遍认可的观念，一般认为理想状况是实际生育水平的上限；②生育意愿：年轻夫妇对自己小家庭的想象和憧憬，但是这种意愿会随着人生经历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