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父母如何影响子女的生育决定？社会人口学家遵循两个方向来研究这个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在发达国家，研究生育行为/偏好的代际传承。有些学者强调父母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化对子女的家庭规模（生育数量）意愿的作用（Anderton 等，1987；Axinn 等，1994；Duncan 等，1965；Thornton，1980）；而其他学者们则侧重于先天性生物倾向和基因因素（Kirk 等，2001；Kohler 等，1999）。另一个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这些研究可以追溯到Lorimer（1954）和 Davis（1955）的著述。他们认为父母的影响主要通过居住安排来实现——与父母同住，比如大家庭的形式，有助于高生育水平的形成。这是因为生育照料孩子的成本并不单单由年轻夫妻所承担，而是由家庭其他成员共同分担。而且，年轻夫妇也更容易被同住父母的生育观念所影响。在那些生育水平和家庭结构转型同时进行的国家中，这一主张已被广泛探讨和验证（Burch 和 Gendell，1970；Freedman等，1982；Thornton 和 Fricke，1987；Weinstein 等，1990）。

本文为经典生育文献中的这两种传统所启示，也是对Robert Mare（2011）在美国人口学会年会主席演讲的回应，Robert Mare在演讲中倡导注重对生育水平的多维代际影响的研究。我们在这里试图整合有关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方面的文献，着重研究代际纽带对于妇女生育期望的多维影响的研究上。本研究以中国为研究背景。我国刚刚结束了生育转型，生育率在近20多年里持续走低。这往往被认为是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共同结果（Cai，2010；Gu等，2007；Morgan等，2009；Wang，1996、2011）。让我们设想一下，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综合考虑到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们日益高涨的个人主义和迫切在社会财富分配的蛋糕上先得一筹的热望，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父母在成年子女的生育决定上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很多研究却又证实了父母与子女间的紧密关系和孝悌的社会规范不仅在父母而且在子女的生命历程中长期延续其影响力（Chen等，2012；Whyte，2003）。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父母会在子女的生育决定过程中发挥直接和非直接的影响。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最终可能会被取消，那么理解代际纽带和生育期望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 文献和理论框架

本研究使用我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江苏省的大规模社会调查研究数据。我们从多方面探究父母一代如何影响已婚妇女的生育偏好。首先，遵循有关家庭规模方面的研究传统，我们通过调查妇女生育期望与夫妻双方的出生家庭规模之间的关系，来探询生育行为和偏好的代际传承证据。之后，我们探究父母和公婆目前的生育期望（孙子女的数目和性别）是否直接影响妇女的生育偏好，以及妇女愿意采纳父母的意见是否直接影响她的生育决定。第二，遵循有关家庭结构方面的传统文献，我们调查当前居住安排方式和妇女生育期望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尽管经典生育文献指出在高生育率地区大家庭的居住安排方式有助长生育的效果，但是在低生育地区，与父母同住是否会改变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尚不得而知。考虑到在中国大家庭的居住安排方式比比皆是，与父母同住——再联系到中国的父权传统，特别是与公婆同住——是否影响高生育期望亟须认真地研究。另外，很多研究经常提及大家庭结构通过多种渠道（如价值观传承，帮助照料孩子）来促进高生育率。但是，由于家庭结构只是一个指标，研究者们往往不能厘清这些机制。当我们拥有祖父母实际/潜在的照料子女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把父母对于生育偏好的功用方面的影响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区分开来。

（一）父母对于生育行为/意愿的影响：代际社会规范、品味和基因传承

长期以来，人口学家对于父母对子女的生育的影响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家庭规模的代际传承的程度在不同的情况下各有不同，但是这种现象在很多社会中普遍存在。而关于生育偏好/行为的代际相关性的经验研究的结果也不尽一致：弱正相关，一定的正相关，负相关或者是没有相关性都有所报告（Murphy，1999）。此外，还有一类研究集中在态度、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代际传承上。而问题的中心在于子女在成年以后是否意图复制他们的出生家庭的规模。有些学者着重社会化过程和童年时期的环境，认为人们在早期成长经历中形成了生育偏好，并保持到日后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