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2010年9月25日，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发表30周年。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意味着两个事实：一是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国已推行3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已大规模地进入婚育期，双独家庭、单独家庭占婚育家庭的相当比例。二是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问题。在《公开信》提出了众所周知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同时，也指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解，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在《公开信》发表30年后的今天，生育政策调不调？如何调？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正如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我们现行的生育政策早已不是单纯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是1984年后对“一孩”政策逐步调整形成多样化的生育政策格局。这一政策格局的主要特点是城乡二元性，即形成了占全国人口35.4%的城镇地区和部分农村实施的“一孩”政策，占全国人口53.6%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实施以“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为主体的政策格局（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2002）。近年来，各省市也正在对人口计划生育条例进行微调和修订，提出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如七省市的农村单独政策（夫妇双方都为农村户口，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个孩子），也是强化了城乡生育政策的二元性。

生育政策是为调节人们的生育行为而采取的政府行为，而人们的生育行为主要是各种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造成的（郭志刚，2007）。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由于城乡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子女与家庭间财富流的流向以及计划生育政策与服务等方面存在不同，造成了城乡生育水平上相当大的差异（陆杰华，2004），生育意愿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郑真真，2004）。但是，伴随着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尤其是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农村婚育主体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强大的冲击，在这些冲击下，他们的生育意愿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还是倾向趋同？影响他们生育意愿的因素是政策为主还是社会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我们调整生育政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经济发达地区，独生子女已逐渐成为婚育家庭的主题。以北京市为例，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常住人口中0～30岁独生子女累计达300余万，占同龄人口比重的一半以上，其中，15～30岁年龄段独生子女占60%，规模已接近200万（马小红，2008）。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拟利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6年和2008年对北京市城区和农村地区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的数据，对城乡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分析，对当前北京市农村与城市两种社会结构下的生育类型所处阶段作出判断，为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政策建议。

对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最近几年，为数不多的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生育意愿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也基本相同（风笑天，2004；侯亚非，2003；丁仁船、吴瑞君等，2007；马小红，2008）。但在城市和农村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上还是个空白。因此，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于2006年、2008年分别对北京市城市和农村独生子女和双独家庭进行的两次生育意愿调查。调查样本具体说明如下。

2006年进行的“北京城市独生子女和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调查”^[1]，调查对象为拥有城市户口、居住在城区的20～34岁青年及其共同居住的父母。调查者在东城、海淀两个城区采用等距抽样方法，随机抽取57个社区，在每个社区按照年龄、婚姻比例配额，聘请专业的调查公司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入户访谈调查，同时对与调查对象共同居住的父母也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实施时间为2006年8～10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100份（含父母问卷1060份）。

2008年进行的“北京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和双独家庭生育意愿研究”^[2]，根据昌平区育龄妇女信息系统（WIS系统）提供的信息，将昌平区18个镇农业人口中有双独家庭的村委会作为抽样框。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