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生育意愿是个人或家庭出于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的生育愿望表达，包括期望生育的子女数量、性别、生育时间和间隔（郑真真，2011）。事实上，生育意愿的概念内涵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即数量、性别和时间，正如有学者也将其称为生育的“三维性”（顾宝昌，1992）。而恰是由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因此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便具有了重要意义。近年来，关于生育意愿及其变迁的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综观生育意愿及其变迁的研究，姚从容、李建民等（2010）综述了2000年以来的生育意愿调查文献，认为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生育性别以及生育年龄和间隔等方面；风笑天、张青松也以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作了描述和分析，并且认为20年来，城乡居民理想子女数呈现下降趋势。在性别偏好方面，男孩偏好整体减弱（风笑天、张青松，2002）。

近年来，生育意愿的研究逐渐转向独生子女一代，因为独生子女群体已逐渐进入实际婚育状态（侯亚非、马小红，2008），对其生育意愿的分析也尤为重要。在这些研究中也是围绕着生育意愿描述和变迁两方面展开的（李嘉岩，2003；侯亚非、马小红，2008；侯亚非、马小红、黄匡时，2008）。其中，有些研究也着眼于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对子代的影响，马小红等的研究（马小红、洪小良、黄匡时，2007）将重点放在独生子女父母与其子女生育意愿关系的层面上，认为独生子女与其父母在生育意愿上存在较高一致性，生育意愿代际传递理论得到证实。关于父代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还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郭友宁、施元莉等（1993）曾提出，“父母想早抱孙子”在促成夫妇生育意愿缩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李建新等人通过考察“60后”“70后”和“80后”的生育意愿，认为随着代际发展，“80后”呈现出少生、晚生、优生和无性别偏好的生育观念（李建新、骆为祥，200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代际发展会导致生育意愿的差异。李波平、向华丽（2010）以武汉城市圈为例，也选取了“60后”“70后”和“80后”三个代际，认为随着时代进步，父母生育意愿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这个结论与马小红、侯亚非（2008）所得出的“独生子女在生育选择上显示出更强的主体性”这一结论较为一致。在探究独生子女与其父母的生育意愿关系的过程中，对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考察就显得重要而迫切。关于独生子女父母生育意愿的考察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风笑天的研究（风笑天，1991），他认为，当时至少有一半的独生子女父母生育意愿没有得到满足，并且认为有70%的独生子女父母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由于受当时生育政策限制，近62.8%的独生子女父母想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再生一个。此项研究是关于独生子女父母生育意愿的最早研究，但是距今已有20年。20年中，我国社会经历了转型与变迁，那么当时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用于今天还有待证实。

从文献来看，目前关于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独生子女父母当前的生育意愿是怎样一种画面？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会不会发生新变化，呈现新特点？这将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来自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于2006年和2011年对东城区独生子女及其父母所做的生育意愿问卷调查。在2006年调查中，我们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20个社区，在每个社区中按照年龄、婚姻状况进行配额抽样，并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对独生子女及其父母进行入户调查，最后得到独生子女问卷811份；2011年我们重点调查1971～1990年出生的20～39岁户籍人口，以及和他们同住的父母。首先我们对东城区各街道户籍人口进行了摸底调查，了解居民在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上的基本结构比例，然后以东城区10个街道126个社区为抽样框，按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了20个社区，按摸底调查获取的人口比例确定了每个社区的调查样本数，并按照调查总体的年龄、性别、婚姻结构进行样本配额。最后，我们获取了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调查问卷781份。两次问卷中独生子女父母的个体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2006年和2011年独生子女父母个人特征调查

续表

三 结果分析

（一）基于2006年和2011年两次调查的基本描述分析

1.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