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一般而言，多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增长有两种情形：收敛性增长和发散性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结构相似的经济集团（它们有相同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折旧率以及相同的生产函数）会有相同的稳态值，资本/劳动比率的初始值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将有着更高的人均增长率，因而趋于赶上或者说是收敛于那些有着更高资本/劳动比率的国家或地区。简而言之，收敛性增长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初始人均收入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发散性增长则指初始人均收入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论及国家或区域间的经济增长时，有两个主要的收敛概念：β收敛（穷国会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富国）和σ收敛（各国人均收入对数值的标准差，随时间衰减）。第一种收敛会生成第二种收敛，但该过程会被那些提高离差的信贷扰动所抵消。

近年来，国际和国内涌现出了大量的探讨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的文献。我们可以将它们划分为两类。一类学者通过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存在收敛性特征。截至目前，大多数学者的观点都属于这一类。但这其中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绝对收敛、条件收敛、俱乐部收敛以及U=E_t∑^T_τ=tβ^τ-tu（c_τ，θ_τ）收敛等。基于Barro和Sala-I-Martin（1992、1997）以及Mankiw和Romer等（1992）提出的经典条件收敛计量模型，在控制某些参数后，考察增长与初始人均指标是否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提出经济收敛的原因，如人力资本差异说（蔡昉、都阳，2000；史修松、赵曙东，2011）、发展战略说（林毅夫、任若恩，2003；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劳动力流动说（刘强，2001；沈坤荣、唐文健，2006）等。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敛散性的实证分析，一般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性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认为中国经济总的来说不存在条件收敛，但这并不排除地区内部的条件收敛性。这类文献主要有：魏后凯（1997），沈坤荣、马俊（2002），王志刚（2004），肖利平（2010）。但是刘夏明（2004），傅晓霞、吴利学（2006）等的分析得出结论则认为在中国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文献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动力机制论述可以归结为三种动力机制。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导致经济增长收敛的首要因素，但是规模经济可能会消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速度，甚至趋势，特别是在纳入具有外溢特征的人力资本后的广义资本，其边际收益变化方向不确定，因而，资本积累传导的收敛机制并不显著。Acemoglu、Aghion和 Zilibotti（2006）等内生增长经济学家则强调了技术扩散因素以及由此因素引致的经济增长收敛，特别是对后发国家推动技术进步来说，向外模仿先进国家来实现的成本小于自主创新的成本，并且，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大，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但技术扩散并非无条件地能够实现经济收敛，这要受到各国及地区间吸收和利用先进技术的社会能力（如人均受教育年限、基础设施等）以及技术壁垒的制约。特别是，如果发达国家利用其研究与开发能力及已有的先进技术来保护自身的技术领先优势，而后发国家只是一味模仿，则很可能出现相对先进和落后技术的分离均衡，国家之间的差距长期存在，经济增长收敛受阻。在上述两大因素外，对于像中国这样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还会有促使经济增长收敛的第三个因素——生产要素在区域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正是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间的收益不同，驱使生产要素向回报较高的区域或部门流动，从而经济增长出现收敛趋势。但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极易形成异质要素对应的分离均衡（即具有一定技术水平且生产率高的劳动力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结果导致了发达地区生产率上升得更快，而落后的地区生产率增长得更慢），或者，各地区实行保护性政策，生产要素在区域或部门之间的流动不能实现，那么经济增长难以收敛。

虽然条件收敛分析框架考虑了技术外溢作用，但已有研究主要遵循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机制，从技术收敛角度研究经济收敛的较少，考虑技术引进对经济收敛性影响的实证研究更少。可见，经济增长出现收敛并非必然，只有符合相应的条件才能够缩小国家间或区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