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如何根治腐败：这是全国人民包括中央领导人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 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经济租金

社会腐败之风，固然与某些党政干部的思想、道德和作风有关，然而，如果腐败之风屡禁不止，愈反愈狂，这就与制度高度相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第293页）。现在，我们的反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道义性反腐败，实际上，现在的腐败主要是制度性腐败。腐败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制度缺陷，即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这种制度缺陷，使有些正直诚实的人一旦获得权力，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成为制度性腐败的俘虏。

从政治学上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从经济学上看，腐败的性质是一种寻租活动。它是指少数人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前一个定义比较窄，它是假定了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这个定义比较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后一个定义比较宽，既包括非法寻租活动，又包括合法寻租活动，它是假定了制度和法律是不完善的，或者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个定义比较适用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本文是采用后一个定义。

布坎南认为，租金是指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者超额利润。

让我们来看一个“跑部钱进”的实例。假设中央某部门有1000万元财政拨款或项目投资，其中有10个省想得到这笔资源。由于资源有限，不可能每个省都能得到，这就形成了无形竞争。每个省代表准备花费100万元作为贿赂成本，对该部门实行公开或非公开“贿赂”，以期获得10倍于贿赂成本的资源。假定某一省以高于100万元的贿赂成本得以成功，结果贴现后的垄断现值为1000万元，当资源总量不变时，资源就会从九个省失败者那里重新流入一个省成功者。寻租是一种创造垄断的活动。这如同彩票，许多人买彩票，中彩者只是极少数，获得成功的人寥寥无几。

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会导致腐败恶性化。由于寻租者不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了强烈的激励，同时又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以上述“跑部钱进”为例，寻租人可能由10个省区扩大到30个省区，甚至有更多的市、县参与。另外，每个寻租者贿赂成本可能由于竞争随之提高到150万元、200万元，甚至更高。寻租并不导致社会财富增加，相反，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这表明，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是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

亨廷顿认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利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寻租活动实质是权钱交易。有“钱”的一方为寻租人，他们是这种交易的主要受益者，“送去一只鸡，换来一头牛”；有“权”的一方为政府官员，他们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这类似于麦克切斯内所说的“政治创租”，即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获得这种租的条件。实际上寻租人与政府官员总是共同分享经济租金。从这个意义上看，腐败如同在寻租人和官员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狼狈为奸”。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价格双轨制是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的根本原因。经济租金等于市场价格与官方价格之间的差价。这里的价格是指广义的价格，包括商品价格、资本价格（利率）、外汇价格（汇率）、进口商品价格（限额及批件）。只要存在价格双轨制，就会产生经济租金，激励拥有权力的官员和拥有金钱的寻租人共同参与和分享经济租金。经济租金愈高，寻租激励就愈大，腐败现象就愈严重。这就是中国大陆腐败现象的制度性根源。以往我们总是假定和宣传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是“大公无私”的。但在经济社会中，这是一个难以成立的假定。在现实中，官员是经济人，他们具有自利性动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