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收粮——基层政府最棘手的工作之一

丙子年农历六月间，一个溽暑闷热的时节，我们来到曾经多次光顾的B镇政府大院。与往常人来人往而又井井有条的办公气氛不同，整个办公大楼空空荡荡，悄无人声。原来上至书记、镇长，下至普通干部，倾巢出动，都到各村收粮去了，只留下办公室的一个小青年值班。其实，这种状况并非B镇所独有，在每年的夏粮和秋粮征收时，全国许多地方的乡镇，都是这种情形。

基层政府对于定购粮收购任务的全力以赴，使我们不难理解简·奥伊（Jean Oi）提出的一个观点：农村中的基本问题是农业收成的分割问题。就此而言，农村中最基本的权力结构，甚至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农业收成分割这一问题的基础之上的（Oi，1989）。

定购粮收购的制度背景

上述定购粮收购的制度背景是：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但目前我国进入商品流通过程的粮食，大部分仍然不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相反，国家仍然在粮食的分割上起着重要的再分配者作用。^[1]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一种我们称之为“强加型契约”的环节实现的。具体过程是，农民在与村签订土地承包协议的同时，必须签订一份“粮食订购合同”，即承诺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价格（一般要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将一定数量的粮食卖给国家，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定购粮”。这个契约虽然是以“合同”的形式订立的，但作为签约一方的农民，却并不具有拒绝权和讨价还价权。如果农民拒绝签订合同，他就不可能从其他的地方得到耕种的土地，这也就意味着他将失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的订购价格，在合同中并不出现，而是取决于征购时国家所定的价格，这个价格并不需要与粮食的出售者协商。而且，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粮食合同订购，既是经济合同，又是国家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必须保证完成”（王晓毅、朱成堡，1996）。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目前国家向农民抽取资源的方式主要是以非税的方式进行的。根据国家税法，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但农业税的数量并不大。除了农业税之外，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目还包括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但这三项税额更小，以我们调查的B镇为例，1995年一年农林特产税大约只有2万多元；耕地占用税在有的年份（即没有将耕地批为他用的年份）甚至是空白；而在1995年，全镇收到的契税只有1300多元（包括房屋买卖、出租、转让税）。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农民的税负是相当轻的。

由于国家从农民那里得到的税收是极为有限的，便转而采取其他的形式向农民抽取资源。这主要包括下面的三种形式：一是以“强加型契约”收取的粮食；二是以统筹提留款形式向农民收取的费用；三是临时性的摊派款（包括劳务的形式）。对于后两种形式，我们在这里不进行讨论，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是第一个过程，即定购粮的收购过程。在我们所研究的B镇，1995年的定购任务是：小麦40万斤；玉米88万斤；花生16万斤；大豆6万斤；芝麻2000斤。此外还有议购任务（议购的价格高于订购价格，但略低于市场价格，而且也不强制征收），在当年，由于没有强制性，该镇的议购任务一斤也没完成。

一项并不轻松的工作

在签订“强加型契约”的过程中，农民虽然作出了按国家的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粮食任务的承诺，但在合同签订之后，农民对缴纳粮食的态度并不积极，甚至以种种理由少缴或者不缴粮食。这样就使得定购粮的征收过程成为一个异常艰难、需要有行政力量介入的过程。

困难源自国家的收购价与市场价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如1995年定购粮的价格（国标中等价）是：小麦0.53元/斤，差价（国家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下同）为0.25元/斤；玉米0.41元/斤，差价为0.65元/斤；花生1.10元/斤，差价为0.60元/斤；大豆0.95元/斤，差价为0.60元/斤；芝麻1.90元/斤，差价为0.60元/斤。这样巨大的差价的存在，是农民不情愿交售定购粮的客观基础。因为差价实际上就是农民在交售定购粮时所遭受的“损失”。在我们所研究的B镇，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往往不是以实物的形式，而是以交差价款的方式缴纳的。如在1995年，该镇定购任务中，40万斤小麦定购任务有16万斤是以实物缴纳的，有24万斤是以差价款的方式缴纳的；玉米的相应数字是：实物32万斤，差价款56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