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神障碍者个人自主的法律渊源

本文以《残疾人权利公约》^[1]（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以下简称《公约》）中确立的原则——尊重固有尊严和个人自主，包括自由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及个人的自立——为指引，通过对在广东省深圳市一个精神障碍者家庭以及为其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的质性研究，试图描述精神障碍者的个人自主如何在现行成年监护制度尚未改革、协助决策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经过专业社工的介入而得以增进。在质性研究的内容之前，对相关国际法、国内法原则与规定的背景做简要介绍。

1.《残疾人权利公约》与精神障碍者个人自主

中国政府于《公约》开放签署当日签署，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8年6月26日批准，^[2]因此《公约》对中国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在《公约》执行监督机构“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于2012年9月17日至28日召开的第八次会议中，中国政府首次提交了履约报告并就执行公约情况接受了委员会审议。^[3]

“残疾人”概念在《公约》第1条中得到体现：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4]《公约》序言中也强调“确认残疾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残疾是伤残者和阻碍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5]。这样的表述摒弃了残疾问题是因为个人缺陷的传统视角，而主张残疾是个人特征与社会观念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的结果。^[6]

同时，《公约》在第1条中确认：本公约的宗旨是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进对残疾人固有尊严的尊重。^[7]并在第3条中将“尊重固有尊严和个人自主，包括自由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及个人的自立”作为《公约》的“一般原则”^[8]。另外，《公约》在前言中也确认“个人的自主和自立，包括自由作出自己的选择，对残疾人至关重要”^[9]。

《公约》第12条“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10]确认：

一、缔约国重申残疾人享有在法律面前的人格在任何地方均获得承认的权利。

二、缔约国应当确认残疾人在生活的各方面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法律能力。

三、缔约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便利残疾人获得他们在行使其法律能力时可能需要的协助。

四、缔约国应当确保，与行使法律能力有关的一切措施，均依照国际人权法提供适当和有效的防止滥用保障。这些保障应当确保与行使法律能力有关的措施尊重本人的权利、意愿和选择，无利益冲突和不当影响，适应本人情况，适用时间尽可能短，并定期由一个有资格、独立、公正的当局或司法机构复核。提供的保障应当与这些措施影响个人权益的程度相称。

五、在符合本条的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国应当采取一切适当和有效的措施，确保残疾人享有平等权利拥有或继承财产，掌管自己的财务，有平等机会获得银行贷款、抵押贷款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贷，并应当确保残疾人的财产不被任意剥夺。^[11]

这表明《公约》否认了法律能力的获得需要以认知能力为前提，^[12]挑战了国内现行的成年人监护制度。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对中国履约状况进行审议后所作出的《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就中国初次报告通过的结论性意见》指出：“委员会对建立法律监护关系的制度感到关切，该制度不符合《公约》第12条的规定。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完全缺乏一套承认残疾人有权自行作出决定，且其自主性、意愿和喜好有权得到尊重的协助决策措施。……委员会敦促缔约国采取措施，废止那些允许对成年人进行监护和托管的法律、政策和做法，并采取立法行动，用协助决策制度取代代替决策制度，在一个人依照《公约》第12条行使法律能力时，尊重其自主性、意愿和喜好。”^[13]

由此可知，《公约》确认了精神障碍者获得个人自主的重要性，精神障碍者拥有平等的法律能力，并有权获得行使法律能力所需的协助。相应的，中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公约》第4条所规定的方式履行《公约》义务，实现精神障碍者的上述权利。按照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解释，这意味着中国应当废止成年人监护制度，并实施协助决策措施，以尊重和承认包括精神障碍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