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典理论视角下的劳工社区生活

改革开放后农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对于计划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维系无疑构成巨大挑战。流动人口在推动工业发展、繁荣城市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的贡献显而易见，但是由于这部分人口难以纳入城市原有的管理控制体系中，政府对于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是否造成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充满疑虑。在尝试拘留、驱散、遣返等粗暴的应对措施后，政府转而开始建立严格的暂住人口登记和就业许可制度（苏黛瑞，2009）。

同样的问题意识，即如何将庞大的流动人口整合在城市社会中，正与涂尔干学派的关怀相契合。涂尔干关注的是工业社会高度分化背景下“社会整合何以可能”的问题（涂尔干，2000）。早在民国抗战时期，费孝通等人就开始思考如何在以后的工业社会中恢复人与人的契洽关系（费孝通，1946）。涂尔干意图通过“职业法人团体”再造现代社会团结的道德基础（参见渠敬东，1999），费孝通也同样将伦理重建和人心教化视为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费孝通，1946；闻翔，2013）。不过，在中国的劳工历史中，真正将移民工人有效整合进城市社会中的却是其老家的地缘关系网络。城市职业群体和居住区域的分化皆以移民工人的地缘关系为基础，帮派、行会的形成同样有其地方性根源。帮派、行会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资源分配、秩序控制的基础之一，也是无数争端和冲突的根源（Hershatter，1986；裴宜理，2001；韩启澜^[1]，2004，2011）。

在改革后又一次农民迁徙的浪潮中，地缘社群网络在整合城市流动人口方面的潜力，再一次被许多学者注意。王春光认为，“浙江村”以“血缘、姻缘、朋友圈、地缘”等传统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认同整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制度性整合”和市场专业分工下“功能互赖性整合”的不足（王春光，1995）。同样基于对“浙江村”长期的田野观察，项飚认为，流动人口聚居形成的社区，一方面可以将原子化的个人再组织，另一方面可以以其为基础与城市社会体系接轨（项飚，1998；2000）。不过很多学者质疑“浙江村”的普遍意义（渠敬东，2001；刘梦琴，2001；周大鸣，2001），“都市村庄”即使存在，其内部社会聚合程度也值得重新审视，这些“村庄”内部的人们很有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彼此间的社会交往非常有限（刘梦琴，2001），与城市社会也是处在二元分化、紧张对立的状态（周大鸣，2001）。尽管如此，地缘关系网络的社会整合意义仍然被充分肯定，李汉林等人的研究发现，尽管很多农民工并不居住在一起，但是以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形成的“虚拟社区”同样有助于增强其满意度并减少其失范行为（李汉林、王琦，2001）。不过，其对工人地缘社群网络社会整合作用的讨论，并没有上升到涂尔干、费孝通等人强调的伦理规范和人心秩序层面，因此这种整合的效度值得怀疑。更尖锐的问题在于，在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体系和排斥性的国家制度下，劳资关系、外来工与本地居民关系的整合还涉及制度层面的实质调整。但不管怎样，外来工的地缘社群网络确实在相当长时间内对该群体内部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学者对“关系”的兴趣不仅仅表现在政策和现实问题层面，很多时候也表现在理论层面。他们力图通过各种个案和大样本数据，来说明“关系”在外来群体务工经商过程中的重要性，其背后更深层的意图在于说明经济活动如何受制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与结构（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1997；项飚，2000；刘林平，2001；张春泥、刘林平，2008）。但是，作为城市中饱受歧视、排斥的群体，外来群体通过关系寻求的不仅仅是更好的工作和更广的生意门路，危难时的救济、生病时的照看、临时住所的提供、利益的保护、居住成本的分摊、闲暇时间的打发、情感的慰藉、地方文化习俗的保存、身份认同的构建，都是不可忽略的面向（Siu，2012；郭于华，1997；金一虹，2010；汪建华，2013a）。在“浙江村”这样的同省人口聚居区，社区甚至能向居民提供诊所、学校、幼儿园、浴池等公共服务设施（苏黛瑞，2009；项飚，1998）。在排斥性的户籍制度和低端的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工正是通过在地缘社群网络中相互抱团，寻求一定程度的社会保护，避免成为无常市场和陌生城市中漂浮不定的个体。因此，对早期农民工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