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07月 |
过去三十年,我国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及贫困线附近的人口显著减少。政府在过去十年里积极采取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措施,防止人口重新返贫。目前,不平等问题吸引了社会公众的注意。尽管官方数据缺乏,但社会对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表现出很高的关注度。在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近10年的基尼系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自从2005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逐渐下降,2012年基尼系数为0.481,该结果与不同的学术团体和国际组织所做的调查测算不一致(例如:据联合国估计,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高于2010年的0.53;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布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61)。即使官方统计显示基尼系数比较低,但是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不满也越来越明显。不平等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
笔者认为,社会对于不平等的关注不应该局限在收入不平等上。收入差距只是衡量不平等的一个维度。考虑到持续增长的不平等会威胁社会和谐、影响社会发展、阻碍人民获得幸福,新一阶段的改革应勇于挑战不平等问题。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路径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扶贫政策的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大面积的贫困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更多地关注缩小不平等差距(贡森,2003)。在减少贫困的策略上,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增加就业而非社会福利,如同“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政府减少贫困的大部分资金都被用作鼓励就业,如“失业救济”、促进当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为鼓励就业,户籍制度(户口)逐步放松,允许农村人口到城市找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主要依赖城市单位和农村集体公社,到了改革开放早期,传统的社会服务供给形式不断被削弱,农村地区传统家庭养老和健康卫生体系遭到破坏。城市中的雇主不再提供过去以“单位”为基础提供的某些社会服务(Li & Piachaud,2004)。
为克服社会保障体系弱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部分地区的社会局势紧张,社会保护体系再次得到发展。2003年,民政部宣布,针对城市最贫困人口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城镇地区实现全覆盖,随后被扩展到农村地区。2003年,在农村地区消失已久的合作医疗制度得到恢复,恢复以后的名字改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国家对其投入资金,一方面作为一种再分配,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城市地区在2006年启动了一个类似的针对当地没有正规就业居民的项目。在教育领域,农村地区开始实施义务教育。2010年,中国政府开始对社会住房体系进行深入改革,其中包括面向福利救济群体的廉租房,面向处于转型期人群(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带有部分补贴的公租房,以及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适用房等。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全国范围内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普遍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普遍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建立在最低生活保障基础上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
中国的经验显示,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日渐扩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使大量人口摆脱贫困。然而,尽管快速的经济增长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但它并不能使社会成员平等受益。下文将分析不平等的几个主要方面。
二 不平等的几大方面
1.收入不平等
表1显示了中国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1]:从1990年的0.324增长到2008年的0.469。整体的增长趋势从2008年开始放缓。然而,Li(2012)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整体状况没有明显变化。
表1 1981~2005年中国贫困和不平等变化情况
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增长水平明显快于低收入群体(见图1)。数据显示,社会中最富有阶层的收入是最贫困阶层收入的25倍。此外,高收入家庭的数据还没有完全公布,许多灰色收入(包括受贿和贪污)没有被计算在内(王和石,2010)。据估计,20世纪末,最高的10%的收入户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10%的50倍以上(Wang,2010)。
图1 2002~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状况
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差异。Yue等人(2010)指出,垄断行业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结果是,国有企业员工总体上的工资要比非国有企业员工高。据估算,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工资差距的一半以上是由前者的垄断地位所导致的。
(2)用工形式差异。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