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的研究，学术界通常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认为这是城市化趋势不断加强背景下都市“过密化”的必然产物，忽视了“全球化”这一当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将“城市化”与“全球化”这两大影响当今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结合起来，辨别乡村社会“过疏化”和“空心化”的内涵关联，通过对深受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影响的具体特殊案例剖析，即对J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乡村“空心化”趋势的分析，着重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劳务输出对乡村“空心化”趋势的影响，进而分析乡村“空心化”趋势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一 乡村社会的“过疏化”和“空心化”

现代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开始于工业时代，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关系是世界各国最为棘手但却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城市研究学者均对城乡关系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诸如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芒福德（Mumford）、赖特（Frank Lioyd Wrignt）、沙里宁（Eliel Saarinen）、恩温（Raymond Unwin）、盖迪斯（Patrick Geddes）等，并在对城乡关系认识的基础上，建构出不同的城乡理想，发展出诸多城乡理论和城市规划思想，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不同的城乡建设和管理体制，实践着不同的城乡发展道路。

费孝通认为城乡关系处于一种“相成相克”的状态，一方面认为整个城乡系统的关键在于都市的“输入”与“输出”功能，城市对乡村存在“双重反哺”现象：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都市发达并未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费孝通，2007：253～254）。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判断，“城乡相克说”更能贴近转型期城乡关系实际。一般而言，城乡关系的认识和研究需在城市化的具体进程中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复苏和不断加快为我们研究城乡关系提供了最佳平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关键阶段的中国转型社会，城乡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学术界论述城乡关系主要围绕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的变迁展开，乡村社会过疏化和空心化及其后果则是当前乡村社会研究的热点所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的出现与当前我国持续推进的城市化密切相关，认为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是城市化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在工业主义和市场逻辑的主导驱动下，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而乡村世界则随着人口外流和资源锐减而不可避免地走上萎缩之路，这种两极相对的反向变化似乎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般法则。”（田毅鹏，2011）

“过疏”问题的提出最早源于1960年代的日本，伴随着经济奇迹的出现，日本的城市化和产业化浪潮持续加快，日本社会大量农村人口举家迁入城市，导致日本城市“过密”和乡村“过疏”问题产生。日本学界由此掀起一股“地域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地域社会学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是一种“超越都市和农村的界限，将其纳入总体视野，以研究地域社会的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学问”（田毅鹏，2012）。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乡村社会“过疏”现象的认识经历了由简单的人口学界定到地域社会学的综合概括，认为“过疏”是“以人口急剧减少这一环境条件为前提，在农村山村地带生活的居民意识消沉、衰退，以地域的基础单位——部落（村落）为中轴的地域社会，在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崩坏的背景下，地域居民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内藤正中，1996：49）。概而言之，学术界关于乡村“过疏化”问题研究局限于城乡关系理论视域，围绕城乡关系而持续展开，认为乡村“过疏化”与“空心化”现象的出现与城市化密切相关，认为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由于“推拉”动力的作用，乡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急剧向城市聚集，城乡社会的人口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动，城市社会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逐步加强。但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劳务输出亦是导致乡村“过疏化”问题出现的重要根源之一，而这一重要的社会事实恰恰被当前“过疏化”问题研究的学者所忽视。

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乡村“过疏化”问题必须考虑“全球化”这一关键因素，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就是在全球化的强大而反复的外部冲击下不断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