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中国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速发展的奇迹，已引起西方学界和政界的普遍关注甚至恐慌。围绕“中国威胁论”的种种理论自中国经济起飞之始直到今日仍未见衰退（Kristof，1993：59-74）。当全球经济经历金融海啸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之时，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对当今世界的权力分配格局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世界各地学者热议的课题（Dittmer & Kim，1993；Unger，1996；Wang，1995，1996；Zhao，1997，2000；Zheng，1999）。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民族主义以及对于霸权和扩张可能性的讨论，二是针对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各种社会事件的对应性分析。总体而言，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缺乏具体的实证支持和连续性、系统性的考察。针对这两点缺陷，本文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民族主义在当下的本质性标志是什么？它在不同时期是否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发生改变？第二，民族主义以何种形式内化为一种公众意识形态？又以何种形式表达出来？只有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看清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核和边界，其存在方式和未来走向，进而从实证角度有力地回答中国民族主义是否会导致霸权和扩张，并从根本上解释民族主义在各种社会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要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存在方式和特点，我们首先要回到民族的定义。民族往往指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其成员相信他们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和共同祖先的关系而成为一个共同体。民族有其客观性，如地域、语言、宗教和共同的祖先。也有其主观的一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情。它们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的生存而献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己任。从这点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建构派学者强调民族主义即使有历史渊源，仍是一种近代现象。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的。盖尔纳（Gellner）认为，即使民族主义有种族根源，但种族作为一种概念，并非自然产生的，而是国家的创造物（Gellner，1983）。自从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成为日常政治词语后，它们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感情力量。民族认同成为人类内在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没有民族的个人是无法想象的，甚至被认为是毫无意义和生存价值的。

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民族主义的传播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依附发展学派认为，后发展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互动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造就了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由于在民族主义传播到来之时，不发达地区尚未经历工业化进程，也不存在成熟的由现代化和工业化产生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性的民族。民族国家的产生往往是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产物。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的简单回应，它更重要的是对“不发达状态”的反应（Nairn，1977）。在发达国家，不需要一种宗教式的情感来补充国家的工业化政策。但在后发展地区，国家建立以后，往往社会整合性不高，缺乏对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为了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政府担负起通过民族主义再造民族国家的任务，要集中国内资源并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就有必要创造出一种意识形态以作为工业化的精神动力，创造和加强民族认同、民族归属感和由此带来的忠诚和奉献精神（Johnson，1982）。

民族主义自产生之初，就与媒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种媒体产品将认同与政治经济结构相联系，引导我们的取向和归属。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媒体参与建立和维护着各种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经由各种媒体传播渠道，民族国家意识被带入私人领域，触及社会各个阶层，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强化。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传媒的话语为受众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发生的变化、意义和正当性，动员公众并制造共识（Fairclough，2006）。而话语的形成是由发出者所处的立场以及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