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构和传播中国形象的历史肇始于18世纪，其间各色力量纷呈，文本类型多样，历经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晚清以降，媒体和记者一跃成为美国社会建构和传播近代中国形象的一股新兴力量，对美式中国观的形成以及对华外交政策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历史地看，专业性的美国对华报道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此之前，美国的中国报道还远未形成气候和规模，正如库珀所言：“在整个19世纪，完全持孤立主义态度的美国并未意识到国际新闻的重要性。”（Cooper，1942/2000：91）虽然19世纪中叶在一些美国大报上已经出现了零星的中国报道，但是，这些早期的中国新闻并不是由专业的新闻记者采写的，而是出自美国的驻华外交官、旅行者、商业人士或者临时受聘的通讯员等非新闻专业人员之手，而且稿件的文学色彩比较突出，新闻时效性不大，更少署名。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的四家主要报社开始形成驻外记者群体之时，美国的涉华报道才真正发展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记者的对华报道基本上处于常规化的运作轨道，较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预（刘景修、张钊，1987：107），因此，他们的报道文本具有特别的历史阶段性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在《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对100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和反思》一文中曾经指出：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美国首次派遣记者到中国采访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记者笔下的涉华报道都是迥然有别的，很难将100余年的对华报道历程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单一的结论（方汉奇，2002：78—80）。因此，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考察是理解美国媒体中国形象史的必要环节。

哈雷特·阿班 （Hallett E. Abend）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主流大报《纽约时报》派驻中国的重要记者之一。从1927年开始，他受命担任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一职，并且负责管理《纽约时报》的全部中国报道，至1940年底离华返美，阿班的驻华新闻实践历时14年，发表了1000余篇的中国报道。他不仅是“最早与国民党政要接触、向西方世界报道广州革命运动的少数英美记者之一”（王立诚，2008：108），而且也是第一位将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发布到西方的外国记者。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新闻人乔治·E.索克斯（George E. Sokolsky）^[1]、中国知名学者林语堂等人都对阿班及其中国报道给予过较高的评价。不同于我们耳熟能详的近代美国驻华记者的采访报道，比如3S（当代中国对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的简称）以通讯为主，时效性较低的新闻，阿班代表的是美国主流媒体的一种常规化、制度化的中国新闻生产模式：归属固定的媒介组织机构，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常驻上海，负责每日突发新闻的报道等。因此，阿班的中国报道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主流新闻业塑造和传播近代中国形象的关键文本，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都具有非常特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意涵。

从1927年夏被聘为《纽约时报》通讯记者一直到1940年10月离开中国，哈雷特·阿班担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时间长达14年，在此期间采写并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中国报道，但是，由于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比较久远，加之目前研究条件所限，以致笔者很难接触到当时《纽约时报》的原文。幸赖于现代科技的助力，笔者通过美国权威数据库Proquest History Newspaper：The New York Times资料库得到了大部分的报道文本^[2]，总计为1257份，涵盖了1927年至1940年期间的所有报道年份，样本数量比较充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阿班中国报道的总体特征和阶段性特点，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对样本展开相关的分析和讨论。

一 报道的总量与频率

报道总量与报道频率是把握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最基本的两项指标，也是显性文本内容的重要反映和体现之一，根据笔者统计，其基本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阿班中国报道的年度分布量

不难发现，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总量是比较大的，年平均量达到了90篇，也就是说，至少每周在《纽约时报》上有1篇阿班的中国报道，这个报道频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每一年的报道量有所不同，从总体上看，1931年、1936年、1939年相对来说是阿班中国报道的三个峰值年度，分别达到了203篇、97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