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前，和非洲国家一样，中国已经深陷贫困几百年了。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54美元，不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3。^[1]同时，中国经济属内向型，贸易依存度（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仅为9.7%，而且出口的3/4是农产品，或是初加工的农产品。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从1978年到2012年的34年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达9.8%，国际贸易的平均增长率达16.6%。目前，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有6.8亿人口实现脱贫，贸易依存度达50%，在全世界人口超过1亿的大型经济体中居于首位。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过去30多年的惊人增长，不仅让中国成为世界发展的引擎，而且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这在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和本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期间已有充分表现。中国巨大的发展成就远超出转型之初任何人的期望，包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2]

本文将讨论五个相关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可以在转型中有如此不同寻常的增长表现？第二，为什么中国在转型前无法取得类似的成功？第三，为什么大多数其他转型经济体，不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均未能取得类似表现？第四，非洲国家能否取得像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那样的表现以及如何才能做到？第五，中国崛起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哪些机遇？

一 中国转型中非凡表现的原因

人均收入的快速持续增加是一个现代经济现象。经济史学家如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2001）的研究表明，18世纪以前，西方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0.05%；到19世纪中叶，跃升至1%；19世纪中叶到现在高达2%。这些数据表明，18世纪前欧洲人均收入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到19世纪就迅速下降为70年翻一番，之后只需35年。

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技术不断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现代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技术创新模式转换的一个产物。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创新多由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其日常生产活动中产生。工业革命之后，基于经验的创新日益被实验室里的实验所取代，之后又转为在科学指导下的实验成为新技术的主要来源（Lin，1995；Landes，1998）。这一模式转换加速了技术创新，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的到来，并推动了19～20世纪收入的加速增长（Kuznets，1966）。

工业革命不仅加速了技术创新，而且改变了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18世纪之前，所有经济体都是农业经济，85%或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且大多为家庭自给自足的生产。增长加速的过程伴随着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制造业则逐步从起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更加密集的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转型。最终，服务业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所需资本和技术、市场范围和风险也相应增加。为了开发和释放新技术和新产业带来的潜力，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和分担风险，需要创新，也需要不断改善电力和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硬件”，还需要不断完善信念、法律体系、金融制度和教育体系等“软件”（Lewis，1954；Kuznets，1966；North，1981；Lin，2011，2012b）。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1949年启动其现代化进程，在追求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中，潜在的后发优势十分巨大（Gerschenkron，1962）。在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由于其技术和产业处于全球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在研发中进行成本高昂且有风险的投资。此外，为发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潜力所需的制度创新常常以巨大成本的试错式的、路径依赖的、演化的过程进行（Fei and Ranis，1997）。与此相反，在追赶过程中的后发国家能够以低风险和低成本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和制度。所以，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掌握了如何利用在技术、产业和社会经济制度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就能够以几倍于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增长数十年，直到缩小与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

二战后，世界上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在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年均经济增长7%或更高。以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为首的“增长和发展委员会”发现，在这13个经济体共有的五个特征中，第一个就是它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