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利比里亚曾被国际社会列为“失败国家”。但自2005年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以来，它享有经济社会的复兴。这个国家已走出战争泥潭，并给予非洲大陆一个骄傲的理由：瑟利夫被选为大陆的第一位女总统，她也是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联合获得者。

国际社会，主要是西共体、非盟、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国家和作为整体的捐助者共同体，在利比里亚重建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特别有趣的是，国际社会参与的是利比里亚政府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安全重建、司法改革、国家和解以及治愈战争创伤。^[1]从双边的角度看，无论在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以下简称“联利特派团”）内还是在利比里亚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中，中国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自2003年复交以来，中国一直是利比里亚重建努力中主要的外国参与者之一。在联利特派团的框架内和双边层面上，中国政府都明确证明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和发展伙伴；在非洲结束了冲突的绝大多数国家里，这都是普遍事实。

本文着眼于中利复交后十年来的合作（2003～2013），对中国在利比里亚维和行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检验，包括中国维和人员的部署、活动，与其他维和部队、利政府和当地群众的互动，以及他们资助的项目和工作。接下来，文章在多边和双边层面上探索了中国为支持利比里亚战后重建工作的外交活动，讨论了中国在利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包括资金安排、实施单位（公司）、管理、劳务和相关问题；谈到了中国经济参与者在利比里亚其他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尤其是零售业和采矿业。文章还对前述活动进行评估，评估它们对利比里亚推进战后政治经济目标努力的总体影响。在结论中，文章提出在所谓的“双赢”关系中，利比里亚是一个“相对赢家”，尽管中国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但中国成为“绝对赢家”。

二 从不稳定到日益稳定的政治关系

1821年，大量美国非裔决定重返“故土”。利比里亚于1824年建成，1838年成为联邦，但仍处于美国的全面影响之下，尤其是继续严重依赖费尔斯通之类的美国公司。1847年利比里亚宣布独立，到19世纪末它和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仅有的两个独立国家。^[2]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一段经济缓慢增长、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

1989年，总统多伊遇刺。他的独裁统治在统治精英和广大农民中都激起了强烈抵抗，引发了系列事件，导致内战蔓延。虽然继任者泰勒在1997年通过选举上台，但他的当政证明更具破坏性。在国际社会和西共体的联合努力下，2003年泰勒最终被迫下台，为过渡政府和2005年大选提供了条件。瑟利夫，一位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专家，当选为非洲第一位女总统。她开启了一段稳定时期，为国家复兴铺平了道路。中国在利比里亚战后重建中的作用特别重大。

然而，在瑟利夫当选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在利比里亚发挥的作用服从于利比里亚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外交关系的转换。众所周知，中国与任何国家建交的底线是“一个中国”原则。在利比里亚一例中，从1977年2月利比里亚结束与台北20年的“蜜月期”，转而与北京建交起，它就开始了在两岸间的“朝秦暮楚”：1989年10月，蒙罗维亚再次倒向中国台湾，但四年后与北京复交；1997年，泰勒鼓吹承认“两个中国”、试图“脚踏两只船”，北京自然以再次断交作为回应；最后，2003年10月，利比里亚过渡政府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和一项谅解备忘录，再次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此举被视为试图阻止又一次倒向中国台湾的“背叛”，因为这个问题在那时依然非常敏感但无法解决。实际上，在中国参与联利特派团之前，蒙罗维亚非常清楚：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利比里亚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和获取利比里亚的资源都很重要。^[3]2005年8月19日，利比里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第52届国会第001号决议，批准和再次确认“一个中国”政策的不动摇，并规定这项新政策“不可取消”。^[4]因此，当时任众议院议长的斯诺在2006年7月暗示可能与中国断交后，瑟利夫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斯诺最终被迫辞职。^[5]为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和支持利中关系，时任外长的李肇星2006年多次到访蒙罗维亚；一年之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利比里亚。

从利比里亚的角度看，在帮助通过支持利比里亚社会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