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管辖空间的角度来看，国际环境和资源可以被划分为国家内管辖范畴、跨国家主权管辖范畴（由两个或多个国家共同管辖），以及超国家主权管辖范畴（不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管辖）三种类型，而第三种类型也被学界称为“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1]由于人类活动能力和空间的有限性，早期的“全球公域”研究主要集中于公海和海洋资源领域。例如，1609年，荷兰国际法学家格劳秀斯曾在其著名的《论海上自由》一书中提出了“公海自由”的论断，被誉为现代“公域”问题研究的奠基之作。^[2]此后，随着全球范围内海上贸易的日渐兴盛，现代海权之父马汉又在其著作《海权论》中将海洋比喻为“人们能够通往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公有领域”，^[3]并对美国的海军发展建言献策，这为后来美国的海权扩张提供了理论指导。到了1968年，美国学者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公域的悲剧》^[4]一文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公域”问题的关注，如何克服搭便车行为、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成为“公域”问题治理的关键。

与此相应，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太空技术的推动下，人类活动的范围得到极大扩展，此前从未涉足的外层空间开始进入人类视野，并被纳入“全球公域”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激烈的太空军备竞赛、海洋势力范围竞争等行为，其实质即是对“全球公域”的争夺。“全球公域”名义上是全人类共同的区域，但由于知识与合法性“双赤字”的存在，“全球公域”治理的全球性是不完全的。目前的“全球公域”治理具有明显的霸权治理特性，现存治理体制也主要是由霸权国牵头并建立的霸权体制。^[5]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持久而深入的权势转移。在这一背景下，围绕着“权力变迁”和“新兴挑战”，近年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在“全球公域”竞逐背景下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利益和霸权地位的争论。

那么，究竟何为“全球公域”？“全球公域”问题兴起的主要动力机制及其引起美国战略关注的原因何在？美国又采取了哪些手段来实施其“全球公域”护持战略？这样的战略已经或即将产生何种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分析与阐述：第一部分主要对“全球公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探讨，并指出“全球公域”问题的兴起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边界扩展的客观要求。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全球公域”引起美国战略关注的原因。第三部分主要探究美国推行“全球公域”战略的目标与手段。第四部分在前述基础上，对美国实施“全球公域”战略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最后是结语部分，本文认为从学理层面而言，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和逻辑合法性。但在实践层面，这一战略还没有消除霸权治理模式的烙印，具有明显的霸权护持色彩。

一 “全球公域”：内涵与外延

所谓“公域”，是指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决策体对其享有排他性权利的公共资源（如空气、河流、牧场等）。这意味着此类资源“无人独有”或者“全体共有”。^[6]“全球公域”这一术语无疑是对“公域”概念在全球层面的物理扩展，它最初来源于上述公共资源领域，并逐渐演化为一种涵盖“南极、公海、深海海底矿物、大气、太空”等领域的集体性标签。^[7]目前，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域”概念的界定不尽一致。在联合国框架下，“全球公域”主要指那些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自然资产，包括海洋、外层空间和南极洲。^[8]而美国国防部于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则认为，“全球公域”是指不受单个国家控制，同时又被各国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它们构成了国际体系的网状结构，主要包括海洋、空域、太空和网络空间四大领域。^[9]

虽然上述界定各有侧重，但从中不难推断出构成“全球公域”概念的关键要件：（1）全球性——它必须超越国家与地方层面，具有全球维度；（2）非排他性——一国对它的消费或利用不能妨碍其他国家的同等行为；（3）公共性——不为某个单一实体拥有或控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4）价值性——对掌握了必要技术能力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而言，能够为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军事目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