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8年以来，亚太地区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起码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就认为，其安全起点不是加利福尼亚西海岸，而是太平洋西岸”。^[1]为此，美国曾数度在亚太地区卷入冲突甚至战争当中。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和经济重心呈现出逐渐东移的趋势。顺应这一趋势，美国政府也将更多的战略关注投向亚太地区。

然而，尽管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但奥巴马政府官员仍然声称：“考虑到该地区的重要性，以及考虑到该地区的经济活力和战略活力，美国低估了亚洲的重要性。”^[2]因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大幅调整了其亚太战略。作为世界和亚太地区重要的一员，美国政府的战略动向必将对地区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在亚太战略调整及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下，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3]具体而言，文章试图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制定对台政策的战略环境，美国对台政策的主要考虑和框架及其特点和影响。本文认为，台湾在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有进一步的提升，因此美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进一步密切美台关系，防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影响到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实现。

一 奥巴马政府制定对台政策的战略环境

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美国的亚太战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状况等。自2009年1月首次入主白宫以来，受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制定对台政策的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先后使用了“重返亚太”“转向亚太”“亚太再平衡”三种提法，高调调整亚太战略，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从2009年1月至2011年秋，美国开始为亚太战略调整大造声势。首先，大量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出访亚太地区。在此期间，奥巴马总统先后两次到访亚太地区，访问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访问频率更高，共有6次之多，其每次访问均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她不仅第一次将美国国务卿的首次正式海外访问定在亚洲，还作为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了东盟秘书处，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美国2010年首次出席东亚峰会（EAS）并于2011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希拉里高调喊出了“重返亚洲”的口号。其次，通过多种渠道公开宣示美国的政策意图。2010年1月，希拉里做了一次重要的政策演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美国转向亚洲的政策措施，强调通过加强联盟来促进地区稳定，增加ARF等多边机构的能力以应对地区性问题，确保将“所有的重要相关方”纳入“主要的地区性机构”之中。^[4]在其亚太行程中，希拉里多次表达了对南海地区“航行自由”的关注，将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企图表露无遗，并且强调美国与亚太地区保持经济接触的重要性，尤为重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问题。^[5]2011年3月，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再次重申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原则。^[6]最后，与地区内国家举行重要的双边对话。2011年1月，美国与菲律宾举行了历史上的首次双边战略对话，重点讨论了增强菲律宾在其领海和邻近水域维持海上安全的能力。美国官员还与新加坡领导人就中美军事关系的现状举行了磋商。^[7]2011年6月，坎贝尔和时任中国副外长崔天凯在檀香山共同主持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主要关注ARF、EAS和APEC的议事日程，以及海上安全和南海等问题。

第二阶段，从2011年秋至2012年年底，美国政府开始提出清晰而明确的亚太战略调整政策倡议。2011年11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明确勾勒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基本轮廓，即推行“前沿部署”外交，将“全部外交资产”派遣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每个角落”。为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将沿六条关键的行动路线展开：加强双边安全联盟，加深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工作性关系，与地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