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引发中美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美国不断提升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2013年《情报界安全威胁评估报告》将网络威胁置于美国面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之首。^[1]中国也将网络空间安全与海洋、太空安全并重，提出要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2]

网络安全已扩展到中美关系的经济与贸易、政治与外交、军事与安全等各领域。美国指责中国的互联网访问限制及内容审查政策，认为美国企业在华业务因此受阻，美国还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在美国的销售和投资活动。中国对美国通过互联网途径传播价值观、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进程等问题保持警惕。双方都指责对方进行网络攻击、发展网络武器和推动网络空间军事化。

在国际层面，中美各自倡导的网络空间安全行为规则也已形成竞争态势。中俄等国在联合国发起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被美方拒绝。美日欧强调不受限的网络空间开放、信息自由流通等主张被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视为对互联网主权的干涉，将对本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形成威胁。国际社会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跟随中美而“立场分野”的现象已经显现。

这些都对中美发展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成挑战。那么，网络安全如何发展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网络安全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哪些领域引发矛盾和冲突？网络安全问题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 概念界定及网络安全问题的由来

网络安全问题源于网络空间的迅速成长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价值、世界经济社会运行与网络空间的相互依赖、网络空间整体安全的防护需求是网络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

（一）网络安全的概念

分析网络安全，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这个概念。^[3]由于研究领域、观察角度和追求目标的不同，对网络安全的含义会有不同理解。国际电信联盟曾推荐了一个工作定义：“网络安全是用以保护网络环境和机构及用户资产的各种工具、政策、安全理念、安全保障、指导原则、风险管理方式、行动、培训、最佳做法、保证和技术的总和。”^[4]这一表述侧重技术和管理需求，其目标主体是网络整体环境，包括各类信息基础设施、机构及用户资产。1999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使用“网络安全”一词，之后美国陆续发布多份关于或包含网络安全的战略和政策文件，但都没有明确界定这一概念。^[5]这表明美国决策层对网络安全的认识仍不统一，或者有意保持战略模糊，以便在具体政策上采取有利的解释。

网络空间迅速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挑战是如何维持其有效运转。这种有效性既包括整个网络环境的连通、稳定和安全，也包括数据处理、存储和传递的完整、保密和安全。这个意义上的网络安全重点是降低网络环境存在的各种风险，防范网络活动带来的各种威胁，其目标一般被归纳为信息系统安全三原则：保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和可用性（Availability）。^[6]网络环境和网络活动面临的各种风险或威胁都可划分为对应类别，如保密性涉及国家机密、知识产权、商业机密、账户信息等。而可用性威胁既有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对通信电缆的破坏，也有分布式拒绝服务（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等人为攻击，一些国家设置的网络防火墙有时也被视为可用性威胁。^[7]

一般而言，对于技术层面共同面临的风险或威胁，各国政府、互联网企业、国际和非政府组织等利益攸关方较易达成共识，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采取一致的应对措施，各种政策协调也比较容易展开。而各国政府更关注技术变革在政治层面的影响，网络空间的发展及其与各领域的融合为国家安全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保证网络环境的可信、安全与稳定，网络活动的合法、有序与可控，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防止源于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或通过网络空间发起的攻击影响经济、政治、军事等其他领域的稳定，也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关注。因此，各国政府运用各种国家资源，维护有利于经济发展繁荣、社会政治稳定和军事国防安全的网络环境，防止国内和跨国网络活动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便构成了国家网络安全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