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目前在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领域存在着这样一种主流的研究取向，即“以对社会造成明显损失的恶劣环境污染问题”为研究主线，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张玉林以海河流域为中心分析了海河流域“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状态；江莹对秦淮河主城段、秦淮河江宁段、秦淮河潥水段等区域的企业废水排放量研究；陈阿江对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研究，厦门PX事件、癌症村研究等。这种研究思路一方面受社会科学中的测量技术的局限，“社会学的方法、观点、理论无法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它的研究无法说明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本身作为物质的存在所发生的变化过程”（吕涛，2004）；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环境社会学未来研究的更大发展空间。

1.现实的困惑

笔者曾在LY纸业公司所在的DP村进行3个多月的实地调研，企业的污染从直观层面来看确实存在，却没有想象之中轰轰烈烈的环境事件。笔者体会到企业内部的漠视以及周围受影响群众的麻木，这种无声无息的环境问题以及相关行为主体的反应引起了笔者对“隐形的环境问题”的思考。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类环境问题客观且普遍存在，这种表面看似没有问题的环境问题恰恰更是一种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显形的轰轰烈烈的环境问题。与此同时，关于“环保斗士”马军^[1]以及相关环保人士揭露苹果公司供应链问题的报道接踵而来，如“苹果的另一面”^[2]“毒苹果”“苹果的另一面——污染在黑幕下蔓延”^[3]引发了笔者进一步的思考，其中记者与马军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事实上，不仅仅只有苹果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报告中我们看到专门设置了一个版块，提出一些国内外知名IT品牌的供应商重金属排放超标违规问题，但是在众人的关注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一直在关注一些很大的知名的公司。在现实中污染的企业很多，尤其是中小企业，为什么你的关注点只在一些知名大公司？”

马军：“在我们污染地图的数据库上实际可不只包括了那些大的知名公司，谁有污染我们就必定把它给录入进来，这里边有超过5万家以上的企业，我想其中很多很多都是这些普通的中小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公平地把它们都列到了一个统一的公开的名单里面去，但是真正最后社会所关注的是那些被列出的大的企业，那些小的企业他们没有一个知名的品牌，他们也没有一个很大的值钱的品牌，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公布，这样的一种公众的压力它不敏感，你爱公布不公布，他也不在乎，其他社会各界也不关注这些。”^[4]

在这段对话中，我们首先注意到污染地图，包括知名企业、“没有很值钱的品牌”的中小企业。知名企业的污染引发了一系列的报道与重视，“没有很值钱的品牌”的中小企业的污染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隐形”。在这一过程中从“公平地列出各种污染企业”到“没有很值钱的品牌”的中小企业由于“对公众压力不敏感”因此“社会其他各界的不关注”，这也从现实意义上恰恰说明了“隐形的环境问题”的存在以及研究意义。

2.理论的发展

笔者通过对环境社会学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并没有以“隐形的环境问题”作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资料。而相对“隐形的环境问题”而言，我们更为直观地联想到环境问题的显形化，这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建构。自1973年以来，社会建构主义逐渐步入了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并在社会问题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学中产生了大量重要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汉尼根，2009）。约翰·汉尼根（John Hannigan）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提出环境议题、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认为这一进程直接对应的是社会行动者们成功的“主张提出”，这些行动者包括实业家、科学家、公务员、新闻记者、环境活动家和政客（汉尼根，2009）。环境社会学的建构主义学者注重分析环境问题从建构到曝光于公众的过程及相关主体的环境行为，这也使我们对进入建构过程之前就已然存在的环境问题的隐形过程以及没有被成功建构的环境问题产生了研究兴趣。约翰·汉尼根提出要成功建构一个环境问题的六个必要条件：第一，某种环境问题必须有科学权威的证实和支持；第二，需要科学普及者将深奥的科学转化为通俗的环境主张；第三，媒体的塑造对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