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之间的团结、民族关系的和谐，不仅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也关系到发展与和谐；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民族团结与民族关系的和谐还关系到边防的巩固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是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稳固和发展的重要事项，必须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指导下，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和宝贵经验。认真总结并从中发掘、整理、归纳规律性的经验，对于少数民族富集于边疆地区的多民族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949年以前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虽然早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但政出多门、治乱循环的乱象一直存在且不绝如缕：“地土无不肥沃，出产无不丰饶，人民无不强悍聪颖，惟主官无治、自相残杀，以致人民稀少、稼穑不谙，道路梗塞，商旅不通，为可惜尔！”^[1]中央政府在1950年派出中央访问团遍访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先后访问云南9个专区的42个县，行程多达1万余公里，历时长达10个月；1957年，云南省政府和下属专区政府也分别派出山区民族访问团走访民族地区，进一步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并处理解决实际问题。1950～1956年，云南20多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共计1031次13513人受邀访问内地，其中访问省会昆明的少数民族有87次计10903人、访问首都北京的云南少数民族有12次589人。^[2]在短短七年内，如此广泛的边疆“宣慰”和如此密集的各民族交流互访，是历朝历代前所未有的。1951年1月1日，云南普洱地区26个少数民族的48位土司、头人和代表在宁洱竖起“民族团结誓词碑”：“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郑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3]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国家依照代行宪法功能的《共同纲领》而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迅速获得了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支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力求使少数民族逐渐步入中国社会的主流。他们要进行根本的转变，但在速度和方式上都要照顾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实行这些政策后，共产党成功地使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归附于中央控制之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比以前任何一个主权都赢得了更坚实的立足点”。^[4]

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云南化

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作为处理和解决民族事项的一项影响大局的具体工作，新中国的民族工作是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各项工作的一部分，对民族问题的关切就是对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和谐的关切。作为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首长，邓小平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和民族工作是关系领土完整、政权建设和民心向背的重大事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小平同志依据党和国家总体政策在西南工作中做出的具体指示和政策实践，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而云南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之所以能够走在全国各民族地区前列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有赖于邓小平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奠定的理论基础。

（一）“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云南是我国西南边疆重要的边境多民族省，全省的边境线长度占全国边境线总里程的1/5，4061公里边境线上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8个自治州25个边境县的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33%，边境县国土总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4。在这25个边境县中，有21个县的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县人口的50%以上，个别边境县的少数民族人口甚至高达该县总人口的98.33%。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地区，是民族种类最多、独有民族最多的西南省区：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民族种类超过全国55个少数民族种类的一半，在这其中还有15个独有的少数民族。基于这样的省情和民族分布状况，云南民族工作不仅关涉到全省，也关涉到国家的边疆安全。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就此指出：“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